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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拐杖（第1页）

§文学的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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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文革”

期间的作品，《半夜鸡叫》，是《高玉宝》的一个片段，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短篇来读。

它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风行于“文革”

期间。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这个作品了，但是，在当时，它是家喻户晓的。

《半夜鸡叫》这个故事非常简单，是一个红色的主题，写一个叫周扒皮的地主压迫长工。

照理说，长工应该是在天亮之后，也就是鸡叫之后才起床去干活的，可是，周扒皮很狡猾，他每天天不亮就去学鸡叫，引得村子里的公鸡都叫唤起来，长工们只得起床，下地干活。

后来，农民终于知道这个阴谋了，他们把周扒皮抓住了，暴打了一顿。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然而，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对这个作品心里就有一个疑问，我觉得这个故事不够革命，故事里所描写的地主还不够坏：周扒皮为什么要去学鸡叫呢？多此一举嘛，他完全可以手拿着长棍或皮鞭，天不亮就把长工们的房门踹开，然后，对着农民的屁股每人就是一鞭，大声说：“起床！

干活去！”

我觉得周扒皮是可以这么干的，他偏偏就没有。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按道理，这部作品流行于一个特殊的年代，作者完全可以把地主往无恶不作的路子上写，甚至，可以往妖魔化的路子上写，可周扒皮为什么要去学鸡叫呢？

这个问题从作品自身也许是找不到答案的。

但我们可以换一个办法来考察一下，假使，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小说，而是现实生活。

我就是那个地主，你们就是那些长工，事情会是怎样的呢？

我要剥削你们，逼你们干活，这个是一定的。

但是，有一点我们又不能忽略，无论地主还是长工，中国的农民就是中国的农民，脸面上的事终究是一个大问题，他们很难跳出这样的一种人际认知的框架，那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一方面，我要强迫你们劳动；另外一方面，我又要尽可能地避免面对面。

这里头就有了日常的规则，生活的规则，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作生活的逻辑，或者干脆，我们也可以叫它文化的形态。

这个文化形态是标准的东方式的，中国的，那就是打人不打脸，说得高级一点，就是乡村的礼仪。

中国的农民是讲究这个东西的。

现在，好玩的事情终于出现了，周扒皮和公鸡产生了关系，公鸡又和长工产生了关系。

这一来事情就好办多了，——不是我在逼迫你们，而是公鸡在逼迫你们。

在这里，公鸡不再是公鸡了，它有了附加的意义，它变成了一个丧尽天良地主所表现出来的顾忌。

我们不去讨论《半夜鸡叫》这个作品的好坏，我只想说周扒皮的顾忌，这个顾忌是有价值的。

我不知道《半夜鸡叫》在当时是怎么流行起来的，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它实在是太反动了，是蒙混过关的。

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还要有所顾忌么？我只能说，作者在这个地方一不小心流露出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就叫“世态人情”

。

就因为这么一点可怜的世态人情，周扒皮这个老混蛋有特点了。

我记得当年我们每年都要演《半夜鸡叫》，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抢着去演周扒皮，现在回过头来看，和南霸天与胡汉三这些反面人物比较起来，周扒皮更像一个坏人，进一步说，他有点像一个人了，他的“鸡叫”

使他和那个时候的反派人物区别开来了，那个时候的反派人物不是人哪，是妖魔鬼怪，为什么是妖魔鬼怪呢？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谈。

总之，周扒皮的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然而，说到底，又在可以想象的范畴里面。

孩子们痛恨他，却喜爱这个艺术形象，他的身上存在着农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爱占便宜，却又胆小，怕过分，当然还有狡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