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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需更能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第1页）

§§内需更能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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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看，只有实实在在的消费和服务才能达到目的；对外出口及贸易顺差过大，除了“纸上富贵”

外，并不会起到前者的作用。

也就是说，扩大内需比刺激外需在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方面的作用更大。

遗憾的是，伴随着我国外汇储备飞速增长态势，从总体上看，我国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速度很慢，表现在国民消费占总消费比重不断下降，政府消费占总消费比重不断上升。

从具体数据看，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民间消费占GDP比重高达69%，而现在只有35%左右；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1952年时为16%，而现在则上升到30%，翻了一番。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消费占GDP比重直线下降和政府开支占GDP比重直线上升这两种趋势，无论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还是现在改革开放时期，都一贯如此[1]。

例如在1978年，我国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3亿个城镇居民当年可支配收入。

要知道，当时的政府是“全能政府”

，城里人的工作、教育、医疗、退休、养老和住房等全都是由国家包办的。

1994年我国财政收入就下降到相当于1.5亿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这实际上表明，此时政府规模已经减少了一半。

1995年进行的税收体制改革大大提高了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已经上升到相当于3.7亿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超过1978年的水平。

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大幅度增加投资，更是使得这一比重继续向上攀升。

再换个角度以农民收入为参照物。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财政收入相当于8.5亿个农民当年的纯收入，1996年时只相当于3.8亿个农民纯收入，2007年时又攀升到12.3亿个农民当年的纯收入，超过全国农民总数。

政府以这样高的速度把国民收入中的主要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方面是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在国内增发货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使得包括城镇居民和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的消费总水平出现相对下降。

读者也许会说，政府财政收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的，是现代政府常用的转移支付手段，即所谓的“二次分配”

。

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如果财政预算不能实行彻底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操作，这种“二次分配”

就必然会扭曲上述功能。

例如，政府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投向国有经济和国家主导型经济的，它们主要是重工业而不是民生行业。

归根到底，这是制度激励措施决定的。

如果这部分投资由老百姓来决定怎么用，一定会把更高的比重安排在消费品和服务品而不是工业品生产上。

不用说，后者所安排的产业结构更合理，更有助于拉动内需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从横向对比看，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重是10.4%，而我国在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所花费的总开支只有GDP的2.4%。

当年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相当于GDP的5.4%，而我国不到3%。

所以，盲目相信政府开支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