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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调援兵而踌躇（第3页）

著该抚酌度情形，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

[39]末了，同治帝又道：“曾国藩身为统帅，全局在胸，尤当督同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和衷共济，速竟全功。

扫穴擒渠，同膺懋赏！

总以大局为重，不可稍存畛域之见……”

[40]这无疑是最提醒曾国藩应该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是吃哪碗饭的。

面对同治帝给自己上的夹板，曾国藩只能违心地说：“仰见圣谟广运，指示周详，钦悚曷任！”

[41]

刚刚过了几天，同治帝的又一道上谕就到了。

在这道上谕中，同治帝的语气更加严厉且不容置疑。

“此时贼势固结不解，必须将金陵迅速攻拔，使该逆无所依附，自成瓦解之势。

前经叠谕李鸿章拨兵助攻金陵能否亲往，并令该抚酌办。

现当事机紧要之时，李鸿章务当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遵办，力图共济，不准稍有推诿！”

[42]

仅过三天，同治帝的上谕飞驰又至。

言道：“现在群贼纷窜，总当速拔金陵。

覆其巢穴。

曾国藩当严饬曾国荃，督率所部，奋力图功，不得再有稽延。

李鸿章恪遵前旨，不分畛域，拨兵助剿，或亲往会攻，毋稍嫌推诿。”

[43]

从同治帝的这两道上谕中不难看出，他已经渐失耐心，对曾国藩、曾国荃，以及李鸿章均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悻怒。

首先是对曾国藩不满，主要是因为他磨叽，迟迟没有落实增兵金陵的圣谕。

其次是对曾国荃不满，认为他有拖延之嫌。

这从“不得再有稽延”

一句中可窥一斑。

三是对李鸿章不满，认为他对“嫌怨”

“畛域”

问题想得太多，不排除有“推诿”

之嫌。

既然同治帝对迟迟拿不下太平天国的最后堡垒而龙庭震怒，那么调李鸿章前来助阵已经不是可商量或不可商量、可同意或不同意的问题了。

曾国藩欲调李鸿章会剿金陵，除了因为他“秉承圣谟，独据忠悃。

每当艰险之际，恒匹马以当先。

或遇绝续之交，持孤注以争胜。

用能转危而为安，远攻而近守”

[44]以外，而寄希望于李鸿章的精良装备。

清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十二日，也就是朝廷命李鸿章驰援金陵的头两天，曾国藩就致信曾国荃“欲奏请少荃亲带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会剿”

。

金陵久攻不下，迫使曾国藩不得不从武器装备方面去考虑了。

那么，能够在这方面助曾国荃一臂之力的也只有李鸿章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