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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9章 后世史家评说仲朝论其得天下与治天下之道（第1页）

长兴二十三年的深秋，洛阳城笼罩在一场淅淅沥沥的冷雨之中。

雨水洗去了夏日残留的尘埃，却也让这座帝国都城的街巷多了几分清冷肃穆。

然而，在皇城东南隅，一片被高大柏树环绕、飞檐斗拱显得格外古朴庄重的建筑群内，气氛却与这秋雨的宁静截然相反。

此地名为“弘文馆”

，是帝国收藏历代典籍、档案、编纂国史的核心所在，平日里静谧得只能听到书页翻动和笔尖与纸张摩擦的沙沙声。

但今日，馆内一间名为“鉴史轩”

的宽敞厅堂里，却传出了阵阵略显激烈的争论声。

厅堂四壁皆是顶天立地的乌木书架，塞满了各式卷轴、册页，空气里弥漫着陈年墨香、防蠹草药以及淡淡霉味混合的独特气息。

轩中设有一张巨大的长案，上面摊开着无数图籍文稿，五六位身着青色或浅绯色官袍、年龄不一的男子围坐四周，个个眉头紧锁，面红耳赤。

“……综上所述，愚以为，我大仲之兴，首在‘天命’眷顾，亦在‘人事’奋发。

若无世祖于寿春绝境逢生，得天降警示，继而革除弊政，收拢江淮人心，则无崛起之基；若无仁宗宽仁养民、宣宗励精图治、英宗承前启后之‘人事’，则虽有基业，亦难保百年太平，臻于今日极盛。”

说话的是坐在上首的一位老者，年约六旬，须发花白，面容清癯，正是弘文馆首席学士、兼修国史总裁官崔琰。

他语气沉稳，引经据典，显然是在做总结陈词。

然而，他话音未落，坐在他对面的一位四十余岁、面皮微黑、目光锐利的官员便忍不住了。

此人是史馆修撰张博望，以治史观点激进、好发新论着称。

“崔公此言，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却未切中肯綮！”

张博望声音洪亮，“‘天命’之说，固然可安抚民心，彰显正统，然治史者岂可尽信于此？下官细考世祖早年行迹，彼时诸侯并起，汉室倾颓，所谓‘天命’，何在刘氏？何在曹、孙？何以独钟于当时势弱之袁公？”

他站起身来，走到墙边一幅巨大的《武始初年江淮形势图》前，手指点着寿春位置：“关键在此！

寿春被围，粮尽援绝，按常理必败无疑。

世祖竟能以‘叉车’运粮、激励士气之法突围，此事看似传奇，细思之下，实为绝境中不拘一格、务求实效之魄力体现！

此非‘天命’预先安排，实乃‘人谋’之极致！

突围之后，世祖不急于称王称霸，反而大力整顿内政，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更设‘招贤馆’不问出身广纳人才，甚至提拔工匠、商贾中有才能者为吏……诸位请看，这些举措，哪一项是坐等‘天命’？皆是着眼实际、奋发有为之人事！”

一位较为年轻的编修小声插嘴：“张修撰，世祖得天警示、知晓后世之事，史书有载，民间亦广为流传……”

张博望一摆手：“此事真伪，千年之后亦难确考。

即便有之，亦可视作世祖或其身边人用以凝聚人心、解释其非凡洞察力之策略。

关键在于，世祖利用其所‘知’或其所‘谋’，所做之事——改革制度、重视实务、善用人才——皆是实实在在、导向富国强兵之路。

这才是根本！

所谓‘天命’，不过是给这务实进取的‘人事’，披上了一件更易为人接受的外衣罢了。”

崔琰抚须不语，另一位年纪稍长、气质温和的学士李弘度笑道：“博望兄此言，虽略显偏激，却不无道理。

修史当究其实。

然则，依博望兄之见，我朝得天下之道，最核心者为何？”

张博望回到座位，端起已经半凉的茶盏一饮而尽，朗声道：“下官以为，核心在于‘逆势而动的务实’与‘制度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