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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国以降文物之进步（第1页）

第七章三国以降文物之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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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以降，学术风俗，均日衰替。

《三国志·董昭传》：“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

国士不以孝弟清秀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

《魏略》（鱼豢）：“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

是时郎官及史徒领吏二万余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

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饱食相从而退。

嗟夫！

学业沉陨，乃至于此。”

鱼豢，三国魏史学家。

生卒不详，著有《魏略》、《典略》。

《晋纪》（干宝）：“论曰：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之老，风俗**僻，耻尚失所。

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士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

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

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

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

其妇女装栉织纴，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

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佚之过，不拘妬忌之恶。

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知非也。

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

礼法刑政，于是大坏。”

干宝，东晋史学家、文学家，字令升，著有《晋纪》、《搜神记》等。

然治经之人，亦赓续不绝，

《经学历史》（皮锡瑞）：“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

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

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

杜预《左传集解》，范宁《穀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

……当汉学已往，唐学未来，绝续之交，诸儒倡为义疏之学，有功于后世甚大。

南如崔灵恩《三礼义宗》、《左氏经传义》，沈文阿《春秋》、《礼记》、《孝经》、《论语》义疏，皇侃《论语》、《礼记》义，戚衮《礼记义》，张讥《周易》、《尚书》、《毛诗》、《孝经》、《论语》义，顾越《丧服》、《毛诗》、《孝经》、《论语》义，王元规《春秋》、《孝经》义记；北如刘献之《三礼大义》，徐遵明《春秋义章》，李铉撰定《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沈重《周礼》、《仪礼》、《礼记》、《毛诗》、《丧服》经义，熊安生《周礼》、《礼记》义疏、《孝经义》；皆见《南北史·儒林传》。

今自皇、熊二家见采于《礼记疏》外，其余书皆亡逸。

然渊源有自，唐人五经之疏，未必无本于诸家者。

论先河后海之义，亦岂可忘筚路蓝缕之功乎！”

皇侃（488～545），南朝梁儒学家、经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