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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巾军起义（第2页）

食邑的地方官由领主推荐，农民要向领主缴纳五户丝和钞，还要向元朝政府缴纳赋税。

就这样，土地大量集中在少数蒙汉贵族官僚手里，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失去土地，或者被迫降为佃户，或者被迫逃亡他乡。

江南的佃户按地主定下的规矩和地主对半或者四六分收成，赶上青黄不接，旱涝灾伤，不得已向地主借贷口粮，立下契约，连本带利，写上数目，候收割时验数归还。

才到秋收，所收粮食，除交给地主一份以外，有的佃户把自己应得的一份全数拿来还债，还不够付清本利，被迫抵当人口，折合家具作数，甚至连锄头镰刀也给折走了，活不下去，只好逃走。

佃户逃亡的越多，田荒废也就多了，生产的粮食也就少了。

另一等佃户缴纳高额地租，还要承当地主家的杂泛差役，赤贫化的结果买不起农具、肥料，地里收成一少，就被地主夺佃，失去活路。

即使家里人力多，侍候得地肥了些了，收成稍多，地主就要加租，交不起，还是种不成地。

有些地方的佃户，生男供地主奴役，生女做地主婢妾，甚至计口立契，随田买卖，和买卖牲口一般。

北方的农民比南方的受苦也不轻，剥削的名目更多，种的桑枣禾稼经常被蒙古驻军和官僚地主的牧马作践，有的田地索性被占作牧场，靠近大都（今北京）的京畿一带地方，为了长马草，时常禁止农民秋耕。

农民养的马匹耕牛一碰上有战争，就被官府抢走，有时给低价，有时不给一个钱。

淮河以北一带以至河南河北的农民，千百成群地逃向南方，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一次逃亡的农民就有十五万户。

元世祖二十三年（1286）以汉民就食江南者多，特派使臣尽徙北还。

还专派官员在黄河、淮河、长江的关卡津渡检查，凡汉民没有通行公文的，一律不许通过。

又立下法令，逃民必须押解还乡，并禁止聚众到千人，犯禁的罚杖一百。

顺帝元统元年（1333）京畿大水，饥民四十多

万人。

第二年江浙大饥，饥民五十九万多户。

地主阶级的剥削越严重，农民的日子过得越苦。

地主兼并土地的速度越快，农民反抗的手段——逃亡也就越多。

田地荒废的数目越大，粮食的产量就越少；闹灾荒的次数、面积越大越多，阶级矛盾就越发尖锐，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爆发了一次接着一次的农民革命战争。

红巾军大起义的导火线是蒙汉统治阶级对汉南人的加强压迫和歧视。

元顺帝（妥懼帖睦尔）以亲王的身份从广西进京做皇帝，河南行省平章伯颜率领部下蒙古汉军护送。

太师燕帖木儿杀了元顺帝的父亲明宗，顺帝做了皇帝，他心怀疑惧，溺于酒色而死。

伯颜升为丞相。

伯颜仗着功劳大，独擅朝权，贪污舞弊，弟侄都做了大官。

他又仇恨汉人，反对蒙古人读汉人书，告诉元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人书。

又其间好生欺负人，往时，我行，有把马者久不见，问之曰往应科举未回。

元世祖忽必烈我不料科举都是这等人，得了!”

就这样，把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礼部科举停止了。

他更恨南方人，为的是南人经常“造反”

。

养着一个“西番”

师婆叫畀畀，常问她来年好歹，自己身后事如何?畀畀说当死于南方人之手，因之越发忌恨。

下令汉南方人不得持军器，凡有马的都拘收入官。

至元三年（1337）河南棒胡起义于汝宁信阳州，朱光卿、石昆山在广南惠州起义，李智甫、罗天麟在漳州起义，至元四年（1338）彭莹玉、周子旺在袁州起义，十一月河南赵孟端起义，伯颜越发气愤，说造反的全是汉人，汉人有在朝做官的，要提出诛捕造反汉人的办法，表明心迹。

接着又荒唐地主张杀张、元代青玉双耳活环尊王、刘、李、赵五姓的汉人、南方人，因为这五姓人数最多，汉南人杀了大半，自然造不了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