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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的发展（第5页）

留在地方的匠户除执役于本地织染局以外，如永平府就有银、铁、铸铁、锡、钉铰、穿甲等二十二行。

匠户人数多，分工细，凡是宫廷和军队所需用的手工业制造品，都由匠户执役的官手工业工场的各局制造供给。

这种落后的奴隶制度的生产，使得消费量最大的宫廷和军队，不需倚靠市场，便可得到满足；同时，它所生产的成品，也不在市场流通，这样，就直接对社会上的私人手工业作坊的扩大生产起了束缚和阻碍的作用，延缓了社会的向前进展。

并且，官手工业工场的生产，是不须计较成本的，因为一切劳动力和原料都可以向人民无代价征发或由全国各地以贡品的方式供应，不受任何限制，官手工业工厂的产品即使有部分作为商品流入市场，私人手工业作坊的产品也不能和它竞争。

在另一方面，自元初以来，把技术最好的工人签发为匠户，子孙世袭，连技术也被宫廷垄断了，私人手工业作坊所能雇用的只是一般工人，技术提高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明初把匠户分作住坐、轮班两种，轮班的除分班定期轮流应役以外，其余的时间归自己支配，住坐的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归自己支配，制成的产品可以在市场出售，对于市场商品的扩大，技术的交流和改进，都发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以此，明初对匠户生产力的解放尽管是不彻底的，但比之元朝的奴隶制生产，却是一个大大的进步，有其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因为解放是不彻底的，还保留着部分的变相奴隶制劳动，这种无偿的强制的劳役，不能不引起匠户的反抗，除了逃亡之外，唯一可以采取的手段便是怠工和故意把成品质量降低。

以此，匠户制度束缚和阻碍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妨碍私人手工业工场的发展；隔绝商品的流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原始资本的积累都是起着扼制、停滞的消极作用，我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止足不前，看来匠户制度是要负一些责任的。

对于商业，朱元璋也十分重视，远在和张士诚对峙时期，便派遣专人到敌境做买卖：“西淮、浙盐场俱系张士诚地面，朱元璋以军民食盐难得，令枢密院经历司给批与将官家人，驾船往高驮沙界首，以货易盐，到京货卖军民食用。

后得诸暨，于唐口关立抽分所，得处州于吴渡立抽分所，许令外境客商就两界首买卖。

于是绍兴、温州客人用船载盐于唐口、吴渡交易，抽到盐货，变作银两，及买白藤琉黄等物以资国用。”

平陈友谅后，在江西、湖广设官办课（税），每年得谷一百余万石。

平张士诚、方国珍后，在浙江及直隶府州设官店，设官收课。

在江州设茶运司，抽取茶税。

规定凡商税三十分取一，过此者以违令论。

税收机构在京为宣课司，府县为通课司。

洪武元年（1368）诏中书省，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三日一次棱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侩姓名，规定物价。

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一体兼管市司。

洪武十三年（1380）谕户部，自今军民嫁娶丧葬之物，舟车丝布之类都不征税。

并大量裁减税课司局三百六十四处。

南京人口密集，军民住宅连廊栉比，没有空地，商人货物到京无处存放，有的停在船上，有的寄放城外，牙侩从中把持价格，商人极以为苦。

朱元璋了解这情况以后，就叫人在三山门等门外，盖了几十座房子，叫作塌坊，专存商货，上了税后听其自相贸易。

并禁止对贫民负贩的科税。

为了繁荣市面，洪武二十七年（1394）命工部建十五座楼房于江东诸门之外，令民设酒肆其间，以接四方宾客，名为鹤鸣，醉仙，讴歌、鼓腹、来宾、重译，等等。

修好后还拿出一笔钱，让文武百官大宴于醉仙楼，庆祝天下太平。

棉花的普遍种植，棉布质量的不断提高，工资制手工业作坊的出现，新的蚕丝纺织工业区的开辟，轮班匠住坐匠的产品和技术的投入市场等，加上税收机构的减缩和轻税。

保护商业政策的刺激，商业市场大大活跃了，不但联系了南方和北方，也联系了城市和乡村以及边远地区，繁荣了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统一。

商品的生产和吐纳的中心，手工业作坊和批发行号的所在地，集中着数量相当巨大的后备手工业工人和小商摊贩，城市人口剧烈地增加了。

明初的工商业城市有南京、北平、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杭州、嘉兴、湖州、福州、建宁、武昌、荆州、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州，开封，济南，济宁、德州、临清、桂林、太原、平阳、蒲州、成都、重庆、泸州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