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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之变（第3页）

双方血战终算告一段落。

随即，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前往海池舟上面见李渊，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李渊见事已如此，也无可奈何，改立秦王为太子，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其处决。

八月，高祖李渊退位为太上皇，传位于李世民，是为太宗。

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一举战胜太子、齐王的宫府集团，既有其必然因素，同时又有着很大的偶然性。

东宫、齐府在京师的精兵有二千以上，秦府只有八百人，在兵力方面相差悬殊。

要不是李世民收买了玄武门卫队首领常何等人，胜负是难以预料的。

对玄武门之变应该如何评价呢?

事变前夕，房玄龄就把策划诛杀说成是“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

事隔十几年，唐太宗读国史，“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

对房玄龄说：“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互旦旦二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这里无非证明伏杀兄弟是正义的事情，而不是出于争权夺利。

因此，唐朝官修史书总是把建成与元吉加以丑化，而对世民则尽量粉饰。

直至五代，刘晌等人编撰《旧唐书》，也持相同的观点。

史臣赞曰：“建成，元吉，实为二凶。

中外交构，人神不容。

用晦而明，殷忧启圣。

运属文皇（唐太宗），功成守正。

善恶既分，社稷乃定。”

所谓“直书其事”

，则未必能做到实事求是。

宋代以后，由于封建伦理道德和忠孝观念的加强，对玄武门之变持否定态度的多起来了。

例如，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特地加了按语：“立嫡以长，礼之正也。”

认为唐太宗“推刃同气”

实在是“贻讥千古”

的事，表示了惋惜。

范祖禹也说：“建成虽无功，太子也。

太宗虽有功，藩王也。

立于以长不以功。”

明末清初有学者更是痛骂唐太宗“不可复列于人类”

，说什么“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者也。

而太宗命直书其事，无畏于天，无惮于人而不掩，乃以自信其大恶之可以昭示万世。”

这些评论从封建伦理出发，从兄弟人情出发，不懂得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争斗的残酷性，不可能正确地阐述玄武门之变的性质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