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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第2页）

，两人落第不报。

唐太宗久闻两人“并有俊才，声振京邑”

，一看金榜无名，急询王师旦，师旦对以“此辈诚有文章，然其体性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

臣若擢之，恐后生相效，有变陛下风雅。”

可见，贞观年间复试进士科目时，还以经义策论为主，与高宗时进士兼试“杂文”

（即诗赋）有所不同。

进士经过复试合格后，方可授官，充当州县长官的幕僚，或经朝官推荐，以候补官员的资格正式入仕。

唐太宗健全科举制，扩大进士科，是对人才选拔与使用制度的一项改革，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真才实学之士铺垫了晋身之阶。

科举制下凡学有专长的士子均可申请州郡贡举，考试合格，再荐之中央考选，改变了魏晋以来州郡中正官垄断选士的做法，从而把选人、用人大权收归中央，这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王朝采取以才选官的制度，反过来，科举制又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

它能使全国各地赴考的众多才士，尽为唐室效劳。

当唐太宗在金殿端门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时，情不自禁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

唐太宗网罗的儒林群英，基本上排除其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的弊病，代之以学识拔士，故以才选作为特点的科举制，自然比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进步。

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使贵族垄断了官场，埋没了人才。

鉴于它的种种流弊，有识之士纷纷要求予以改革。

隋文帝统一中国，采取以才选官的措施，唐太宗又进一步予以健全。

对此，有学者赞扬道：“弘奖名教，劝励学徒，既擢明经于青紫，将升硕儒于卿相。”

当然，唐太宗提拔的这些明经与硕儒既以才选入官，多数必不凭借门第家世，这是唐太宗“任官以才”

的科举思想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限制士族地主封建政治特权的意义。

扩大了庶族地主参政掌权的机会科举制健全之后，不仅扩大了庶族地主当官的途径，而且还有机会担任尚书、宰相之类的要职。

如隋末孙伏伽出身小吏，大九成宫避暑图业中进士及第，贞观年间位列民部（即户部）侍郎、大理卿等部、卿高官。

再如，“家代无名”

的李义府，贫士出身，通过考试，入仕朝廷，贞观后期官至宰相。

起初，李义府担心家世寒素，不能参与朝政，赋诗感叹云：“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棲”

，唐太宗为了打消他的顾虑，喻之曰：“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

像李义府那样的寒士通过科举入仕、位居宰辅者，如果说贞观朝还不算多的话，那么贞观以后则比比皆是了。

据旧、新《唐书》列传所载，终唐一代，庶族地主拜相者共有一百四十二人，其中不入传者尚有多名，实际数字不止此数。

而相应时期中的士族地主拜相者，只有一百二十五人。

可见，由太宗肇始、终唐之世，庶族地主入仕宰辅、位极人臣者，已占优势，从而结束了魏晋以来士族地主垄断仕途、独揽枢机的局面。

究其原因，当与扩大科举制有关，所谓“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就是例证。

虽然，庶族地主也有通过门荫入仕、官员推荐，军官上升、皇帝召用的，但是为数不多，仅属支流；而多数官员则由科举入仕，是为主流，这说明唐太宗健全的科举制，为庶族地主参政掌权扫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