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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他还是下了罪己手诏,说自己有三罪,即知人不明,以私乱法,未能善赏恶诛,以引咎来维护封建法律的尊严,这在封建帝王中极为少见。
唐太宗还要求大臣经常提醒他自觉守法。
有一次,魏徵面奏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老调子,臣下唱过多次,庸主一听就厌,唐太宗与众不同,闻过则改。
贞观十一年,他以近日法司断狱失之公允,询问大理卿刘德威是何原因。
刘德威解释说:“此在人主,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
改变此风的办法是“陛下傥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
唐太宗悦而从之,“由是断狱平允。”
同年,魏徵也直言进谏:“今之刑赏,未必尽然。
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于喜怒。
遇事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
喜怒用刑,不独人主,人臣亦然。
魏徵针砭的是整个司法界的时弊,但要唐太宗承担主要责任,带头守法,不失有识之见;唐太宗“深嘉而纳用”
,不失豁达大度。
臣下奉公守法,吏治清平。
如果说,魏徵督促君主带头守法是可嘉的话,那么,唐太宗训诫臣下遵守法纪,严格执法也是可取的。
君臣互励,相得益彰,树立了贞观一代上下守法的良好风气。
唐太宗鉴于隋末官吏违法过滥的历史教训,要求臣下严格守法。
贞观元年,唐太宗发布诏令,指出律令已颁,“内外群官,多不寻究,所行之事,动乖文旨。”
谆谆告诫臣下以后如有违犯,严加纠弹。
尔后,唐太宗又启示大臣说:“朕见隋炀帝不以官人违法为意,性多猜忌,唯虑有反叛者。
朕意不然,但虑公等不尊法式,致有冤滞。”
唐太宗表白自己与隋炀帝猜忌大臣不同,而是信任臣下。
只是担心臣下是否奉公守法,以致出现冤案。
当然,他强调百官奉公守法的目的不是为了百姓,而是为了整个统治集团的“长守富贵”
,正如他所说的:“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
披露了他强调守法的真实动机。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唐初循良辈出,执法公平,形成了“法平政成”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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