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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之风（第4页）

严以执法，不畏权贵。

唐初涌现了一批“弹治不避权贵”

的司法官，其中高季辅、薛仁方就是佼佼者。

例如，贞观七年，唐太宗的儿子蜀王恪有个妃子，妃子的父亲名叫杨誉。

此人在京城里，依仗**威，争夺官婢，触犯国法。

薛仁方当时任刑部下属官吏“都官郎中”

，按司法权限，可以审理争夺奴婢之类案件。

某天，他依法把杨誉拘留审问。

谁知杨誉的儿子身为“千牛”

，即唐太宗的侍卫官，就在殿廷上诉苦：五品以上的大官如果不是犯反叛罪，就不得拘留。

甚至反咬一口，说“以国戚之故，横生枝节”

。

唐太宗一听，勃然大怒，立即下令要打仁方一百记屁股，并给以撤职处分。

魏徵获悉后，挺身而出，进行辩护，说：“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

同时，愤怒地谴责那些“旧号难治”

的世家贵戚，简直是一伙危害社稷的“城狐社鼠”

。

若不严加防范，无异“自毁陡防”

。

魏徵晓以利弊得失，唐太宗深感“响者不思”

，承认自己考虑欠周，取消了撤职的原议。

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里，要真正做到“为国家守法”

，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有点不畏权贵的勇气。

贞观十一年颁行的《唐律》，根据唐太宗的“按举不法，震肃杖豪”

的意志，制定了一些约束权豪恣意横行的刑律。

其中，如：“因官人之威，挟持形势，及乡间首望豪右之人，乞索财物者，累倍所乞之财，坐赃论减一等”

就是显例。

由于严以执法，才出现了“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

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