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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卖婚（第2页）

的诏令，和重修《氏族志》同年颁行是意味深长的。

它把唐太宗刊正氏族基于禁止卖婚的目的，出于整肃“人伦”

、维护“名教”

的思想动机和盘托出了。

然而，唐太宗以礼制禁止“卖婚”

，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氏族志》颁行后，山东士族虽然因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降低了族望，但“新官之辈，丰财之家”

则“慕其祖宗”

与之联姻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

“后房玄龄、魏徵、李劫复与婚，故望不减”

。

新贵为了攀附旧族，不惜多输钱币，“竞结婚媾”

;旧族为了使族望不减，也来者不拒。

《氏族志》的颁行，没有起到抑制“卖婚”

的作用。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只得再次强调礼制，颁布“自今年六月禁卖婚”

的新诏令。

但是，由于旧族与新门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的需要，一纸诏令是禁止不了的。

正如封建史家所说的，而代阀显者，至卖婚求财，汩丧廉耻。

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屡抑不为衰。

太宗晚年尚且如此，到高宗时就愈演愈烈了。

一些“衰宗落谱”

的旧士族，反而号称“禁婚嫁，益自贵”

，虽有明诏禁止，然而暗中“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

。

高宗朝宰相李敬玄出身庶族地主，先后三次婚娶皆聘山东土族之女，即是突出的例子。

高宗以后更是积重难返，如德宗贞元中柳芳序四姓世族，山东士族仍然名列前茅。

社会上联姻照旧崇尚门阀。

因此，唐文宗感叹道：“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

唐太宗重修《氏族志》，企图抑低山东士族族望，又定婚制贬之：“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

而且还阻止某些勋贵名臣的“新官之辈”

与之联姻。

这些措施均未奏效，既不能达到禁止“卖婚”

目的，也不能禁止山东土族代出高官与抑低其族望。

以崔氏为例，终唐一代，崔氏十房共出二十三个宰相，数量之多居旧士族之冠。

而宰相、知政事都是位居三品以上的高官，按《姓氏录》等第，可排入第一姓或第二姓之列。

可见，武则天以降，崔氏家族随着代出高官，已上升为第一等、第二等的族姓了。

所谓抑制山东士族，从历史发展角度或社会效果来看，也是没有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