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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4页）

封德彝提出选择“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

的建议，唐太宗深表同意，并下诏敕云：“中男（即次男）以上，虽未十八，身形壮大，亦取。”

唐初成丁年龄始为二十一岁，中男当在十六岁，按理不能应征。

基于此，魏徵断然反对，他振振有词地说：“若次男以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可见，府兵虽授田而不纳赋役。

实际上府兵是有负担的，兵役即是徭役，府兵有义务轮流番上宿卫或出征作战，都要自备兵甲衣粮，这比租调征敛还重。

一般农民力不能堪，实际上主要应征对象是富裕农民，正如戴胄所说的：“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强丁，尽从戎旅。”

这从唐初规定的拣点卫土标准也可看出：“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

如按财力标准择取府兵，必把贫苦农民排除在外，实际应征者主要是富裕农民。

据此，府兵不可能是普遍征兵。

这就制约着府兵发挥战斗力必须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正如均田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土地分配方案一样，府兵也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兵役，一旦失去这些条件，府兵必然破坏。

而唐初正好具备发展府兵制的前提条件，这个条件是地荒人稀为府兵农民授田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形成了一个数量相当可观的自耕农与中小地主阶层。

这是保证府兵主要兵源的社会基础。

有了充足的兵源，并不等于有了强大的战斗力。

要使府兵发挥战斗力，必须有相应的政策措施。

唐太宗的扶植军功地主的政策正起到了这种作用，它适应中小地主与自耕农随着经济上的发展、要求寻找政治上出路的需要，而唐初从军杀敌就是一个晋身之阶。

根据唐太宗的刑不避权贵，赏不遗疏远的政策，凡立军功的战士不分贵贱，皆可升官授田，以致跻身军功地主行列。

唐初奴隶出身的马三宝、樊兴、钱九陇等人因立战功，皆封公食邑，钱九陇还上升士籍，就是突出的例子。

可想而知，出身农民或地主的战士立有军功，上升地主或官僚地主更加大有人在，如薛仁贵弃农投军，升任将领。

获得勋田转化为军功地主以及苏定方由土豪而转化为官僚地主就是典型事例。

唐太宗执行扶植军功地主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一些应征府兵与应招募兵把保护身家与获得官爵，勋田的政治、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以致参加对外战争成为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门路，战争胜负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故能调动他们的战斗积极性，这是唐初府兵（募兵亦然）所以能发挥威力的主要原因，也是唐太宗能建立卓越武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贞观初，唐太宗扩大府兵队伍，积极备战，显然从主观上为尔后击败东突厥创造了人力条件。

再从客观条件来说，突厥势力由盛而衰。

突厥是个军事封建主义国家，它虽然征服了薛延陀、回纥、契丹、吐谷浑、高昌等国，但与这些部落没有共同的民族语言与经济利益，也很少有经济文化的联系，它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行政的联合体，各部落臣服于突厥，完全建立在军事威胁基础上，一旦这些部落摆脱了突厥的统治，就会使这个军事行政组织趋于瓦解。

贞观初，铁勒部的回纥、薛延陀等人相继反抗，薛延陀还与唐朝结成军事联盟，这都大大削弱了东突厥的军事力量。

东突厥失去了这些附属国，反过来加深了内部贵族集团之间的裂痕。

唐太宗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拉拢突利，使原先突利与颉利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贞观二年，突利终于背弃颉利，暗地相约唐王朝出兵进攻颉利，从而使唐太宗赢得了里应外合的有利战机。

此外，由于颉利连年对外用兵，对内滥施刑罚，牧民不堪其虐；再加频年大雪，六畜冻死，牧民生计艰难，而颉利不加存恤，反而重敛诸部。

“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

这时被俘的汉人不能忍受非人的待遇，纷纷挣脱奴隶的枷锁，保聚山险地区，或与突厥牧民并肩作战。

由上可知，突厥集团处于上层分裂、下层反抗，内有心腹之患、外受腹背之敌的不利境地，势力大为衰落。

唐边将张公谨据此概括出六条有利战机，指出：“颉利纵欲肆凶，此主昏于上，可取一也。

别部同罗、仆骨、回纥、延陀之属，皆自立君长，此众叛于下，可取二也。

突利被疑，欲谷丧师，无托足之地，此兵挫将败，可取三也。

北方霜旱、廪粮乏绝，可取四也。

颉利疏突厥，亲诸胡，可取五也；华人在北，保据山险，王师之出，当有应者，可取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