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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偃武修文 尊儒崇经（第2页）

史称：“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全国各州县都置孔子庙。

贞观十一年，又下诏令：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特设庙殿，专门拨二十户人家维持供养。

可见，唐太宗的尊孔崇儒要比高祖时深化一步，反映了贞观盛世的需要。

唐太宗不仅尊孔，而且敬仰历代名儒与经学大师。

例如，贞观十四年二月下诏，指梁朝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朝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朝的何妥、刘炫等前代名儒对唐初经学很有影响，所以要加以优赏，把他们子孙的名字呈报上来，予以荫官。

贞观二十一年再次下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榖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位先儒配享孔子庙，规定“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不囿于经学派别的门户之见，不管是今文学家还是古文学家，不管是王学还是郑学，不管是南学还是北学，都是同样对待，一概尊崇。

这无疑是当时统一经学的历史潮流的反映。

因为天下已经统一，要奖励后学，尊儒重道，形成广泛的读经风习，就必须废弃经学上的派别争斗，来一番兼收并蓄。

唐太宗在早年创业阶段，注重的自然是武功。

武德四年十月，身为秦王的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由于“寇乱稍平，乃乡儒”

，就创办了著名的文学馆。

其实，文学馆的主要任务倒不是尊孔崇儒，而是“收聘贤才”

，罗致文士。

文学馆与天策府，是李世民手下一文一武的顾问决策机构，曾在唐初统一战争与玄武门事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正式即位后，唐太宗宣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

文武之道，各随其时。”

他考虑到文学馆仪是秦王府属机构，而且十八学士中的多数人已调任要职，人员变动较大，于是在弘文殿左边设置了弘文馆。

贞观三年，馆址移于纳义门西。

据《唐六典》记载，弘文馆的职责是：“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训生徒。”

然而，唐太宗是封建政治家，不会把弘文馆作为纯学术机构，也不会把学土们当成学究对待，而是“精选天下文学（即儒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

其中，虞、褚，姚，蔡是原文学馆学士，新增了欧阳询，萧德言等人。

当然，弘文馆的地位、职责与作用，不能跟秦府文学馆相比，但是仍旧保留了“商榷政事”

的传统。

弘文馆学士可以参加议定礼仪、律令和朝廷制度，“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

这是唐太宗沿袭以前的古为今用的原则。

从秦王到天子，从创业到守成，唐太宗体会到文治的重要性。

有元代史学家指出：“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

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

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

所谓“东南儒生”

，就是指太宗所信任的名儒虞世南、褚亮等江左名士。

贞观七年，唐太宗提拔虞世南为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