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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礼乐（第3页）

的前提，不愧为卓越的见解。

因此，唐太宗在倡导音乐歌舞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政治家的清醒头脑，十分注意音乐歌舞要达到“人和”

这个目的。

例如，贞观七年正月，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官员，演奏《七德舞》时，太常卿萧璃建议：要详尽地表演擒获刘武周、薛举父子、窦建德、王世充等人具体而真实的状貌。

唐太宗不同意，认为今朝将相臣僚当中，不少人从前是刘、薛、窦、王的部下，“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

萧瑀拜谢说：“此非臣思虑所及。”

的确，唐太宗比萧瑀高明，考虑问题深刻。

那样真实地表演，粗看起来，似乎突出了唐太宗的“圣功”

?实际上却使君臣之间蒙上一层“不和”

的阴影。

既然不符合“人和”

的原则，不符合贞观用人政策的原则，所以遭到了拒绝。

这就清楚地说明，唐太宗是很关注音乐歌舞的社会效果的。

封建礼仪，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必需的。

六朝礼学尤盛，隋与唐初亦然。

因为政治上的统一，封建专制集权国家的巩固，必然要求南北礼学趋向合流。

史称：“寰区一统，（隋）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

继之，隋炀帝在广陵加以修订，即《江都集礼》，它是集南北礼学之大成。

及至唐高祖定鼎长安，“方天下乱，礼典湮没”

，就召用熟悉隋朝礼仪的窦威为大丞相府司录参军，沿袭隋礼，略加裁定。

窦威定礼，被李渊赞为“今之叔孙通。”

唐太宗即位后，既以文治相标榜，就不能不对隋礼有所损益革新。

贞观二年，中书令房玄龄兼任礼部尚书，唐太宗请他召集一批“礼官学士”

修改旧礼。

次年，魏徵任秘书监，也参与修订工作。

经过几年的努力，至贞观七年“始令颁示。”

这是《贞观新礼》的初次修订稿，篇目大体上和《隋礼》相同。

由于初次修订，难免有不完善之处。

特别是贞观七年以后，围绕着“封禅”

大典争论激烈，意见纷纭，所以就有重新修订《五礼》的必要。

唐太宗命房玄龄、魏徵、王珪等大臣主持修改，同时邀请一批著名学者如颜师古、孔颖达、令狐德菜、李百药等人参加。

孔颖达起了重要作用，他“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

贞观十一年三月，《贞观新礼》修成，共计一百三十八篇，比初稿增加了八篇。

唐太宗诏颁天下，说：“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于今者，咸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于雅者，并随违而矫正。”

可见，《贞观新礼》第二次修订稿较为完备，可谓集古今礼学之大成。

对于《贞观新礼》的颁行，唐太宗是非常重视的。

他得意地说：“昔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久之乃成。

逮朕即位，数年之间，成此二乐（指《破阵乐》和《庆善乐》）五礼，又复刊定，未知堪为后代法否?”

向来以“犯逆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