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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教育（第3页）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其次，强调统一教材的选编与试用。

如前所述，唐太宗针对师说多门、章句繁杂的弊病，不仅颁行了《五经定本》，而且命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作为国子监试用教材，令学者习之。

这样，生徒们学有依据，不致于因文义解释歧异而无所适从。

当然，这种“统一”

必定“统死”

，诵习经书，全依本本，头脑也就被禁锢了。

第三，在地主阶级内部尽量扩大招生名额。

唐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招生都是有资格限制的。

但是，由于唐太宗广开学校，相当多的庶族地主子弟也获得学习的机会。

京城长安增筑宿舍，生徒数千，国子监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府。

甚至对担任警卫的屯营飞骑，也请博士授以经业。

为了在地方上奖励读书，贞观六年七月，唐太宗“诏天下行乡饮酒”

，也就是天下劝学行礼的意思。

第四，积极接收异族异国的留学生。

由于唐太宗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

的方针，京城长安成为各族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

国内边远地区的民族如高吕、吐蕃等酋长不胜内向，派其子弟学习高度繁荣的汉族文化。

国外如新罗、百济、高丽、日本等同统治者也仰慕“贞观之治”

，纷纷派遣子弟入唐留学。

总而言之，贞观时期，出现了学风大兴的盛况：“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熠然勃兴。”

唐代杜佑作了这样简明的总结：“贞观五年，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千二百问。

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

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中唐杰出的大诗人刘禹锡也对唐太宗的“养才之道”

赞叹不已，希望“贞观之风，粲然可复。”

这些评论都是对贞观学校之盛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