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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以史为鉴 史书编墓（第3页）

之史才，他继承梁代谢灵的《梁书》，陈代许亨的《梁史》以及顾野王的陈朝国史纪传、陆琼的《陈书》研究成果外，主要师承家父姚察在陈、隋之际两度编撰梁、陈史的遗稿，笔削成书，“加以新录，弥历九载，方始毕功。

述为《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

《隋书》主编魏徵有“良史”

之称。

其先虽有王劭的隋史十八卷及王胄的《大业起居注》，然而王劭缺乏体例，正如刘知幾所说：“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

;而且王胄的起居注遭江都之变，“仍多散逸”

。

幸而唐距隋最近，事有所闻，可补遗缺。

《隋书》纪传多出于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之手，颜、孔学贯古今，博通经中。

所撰纪传，号为称职。

魏徵“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

所作《隋书》的序、论，针砭隋之存亡得失，多所深识。

三人修撰纪传五十五卷，子贞观千年定稿。

房玄龄名义上是五朝史的总监，然而房任宰相，总司百揆，不容脱身。

于是唐太宗任命魏徵为实际的总监，“上仍使秘书监魏徵总知其务。

凡有赞论，征多预焉。”

不仅《隋书》序、论出自魏徵手笔，他如齐、梁、陈的总论亦复如此。

既任总监，就得预闻史事。

由于“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

。

魏徵为了解决史籍不足的欠缺，也很重视访求遗老的见闻。

他数访年近百岁的老人，“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前”

的孙思邈就是突出的例子。

“初，魏徵等受诏惰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

魏徵修撰《隋书》亦采此做法。

有一次，唐太宗问侍臣：“隋大业起居注，今有在者否?”

魏徵答称：“在者极少。”

太宗又问：“起居注者既无，何因今得成史。”

魏徵说：“隋家旧史，遗落甚多，比其撰录，皆是采访，或是其子孙自通家传，参校，三人所传者，从二人为实。”

魏徵以采访活史来补旧史的遗落，是别开生面的补救办法。

又采集私人家传以充遗缺的官撰史书，亦不失为一种开拓史料的做法。

魏徵的严谨史风是既重视又不轻信，对传闻之事不取孤证，必通过校订，凡有印证，始虑采用，“良史”

之称，殆非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