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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第2页）

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

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

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

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

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

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

乃渭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

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

高祖十分重视傅奕“除去释教”

的疏文，下令百官详议。

赞同傅奕的是太仆卿张道源，其他朝臣几乎都持异议，反对最烈的是中书令萧璃，他指责傅奕“非圣”

“无法”

，建议高祖“请置严刑”

。

然而，高祖却支持傅奕的主张，改变了以往尊佛的倾向，趋向崇道，其明显的迹象是，于同年十月驾临终南山，谒老子庙。

次年，他又亲临国子监，宣布道第一、儒第二、佛第三，明确地表达了他抑佛崇道的主张。

及至武德九年（626）四月，高祖以长安寺院、道观“不甚清净"为辞，下诏大量裁减寺观与沙汰僧道。

诏中重申佛教祸国蠹民之害，至于道教则轻轻一笔带过。

可见，高祖意在限制佛教势力的过分膨胀。

指出一些不肖之徒“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

驱策田产，聚积货物”

;更有甚者“亲行劫掠，躬自穿窬”

，干出种种犯法勾当。

这些佛门子弟所以之如此作恶而又无视国法，当是“交通豪猾”

之故。

可见，僧、俗地主已同流合污，势必严重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利益；诏书最后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

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

余悉罢之。”

法定佛、道所留寺观数量基本一样，当然以裁减佛寺居多，抑佛的意图十分明显。

不久，适逢政变，未及实行。

武德晚年李渊为什么一反初年的崇佛政策，当与形势变化有关。

武德初，唐与突厥一度结盟，军事行动处于相对的静止状态。

自武德六年以降，突厥贵族频繁入扰，唐王朝损兵折将，为了加强防御，只得多设据点，凭险拒守。

武德八年四月“复置十二军，简练士马，议大举击突厥。”

九年用兵更多，自然耗财猛增。

而唐初财赋本来拮据，又加当时“天下僧尼，数盈十万”

，享受“调课不辅、丁役俱免”

的特权，使财赋、兵源更显不足。

李渊废佛当与用兵、赋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