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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道尊祖（第3页）

。

而老子是天神上帝，道藏是中土之经，道教是华夏之教。

夷狄之教传入中国，可以传播，但不能过分膨胀，以至压倒华夏本教，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了。

然而，魏晋以来不应发生的事竟然发生了：“由是，滞俗者，闻玄宗（道教）而大笑；好异者，望真谛（佛教）而争归。

隧使殊方之典，爵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反居一乘之后。

流遁忘反，于兹累代。”

唐太宗不去探究人们为什么闻道教而大笑，望佛教而争归的社会原因，却从华夷之别的教派纠纷大做文章，仅是重弹了魏晋以来辟佛的儒、道两家所发的滥调罢了，立论并不显得高明。

不过，从中也反映了他受到傅奕的辟佛言论以及宗教上的华本夷末的门户之见影响。

至于“尊祖”

，则有政治意图，可说直接与他修订《氏族志》有关。

贞观六年，唐太宗指示高士廉等人“刊正姓氏”

，高士廉起初没有领会唐太宗的“欲崇重今朝冠冕”

的隐约示意，仍把山东老牌士族崔民干排为第一等，与李唐皇族并列。

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高土廉没有摆脱传统的门阀观念的束缚；另一方面，也使唐太宗感到数祖为典的族谱对修订《氏族志》的重要性。

因为高土廉之所以把黄门侍郎崔民干与贵为四海之主的唐太宗并列第一等，唯一的解释是他囿于崔氏远祖的所谓高贵血统。

而气度雄豪的唐太宗既然君临天下，那么在夸耀血统方面岂甘屈居臣下。

除了崇重今朝冠冕之外，还需追尊远叶祖先，这样他就稳操胜算了。

为此，他于正式颁布《氏族志》之前，抢先进行了崇祖的准备活动。

贞观十一年二月他颁《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用意正在于此。

诏中跻老子于上帝，诏末则提出“尊祖之风，贻之万叶”

;同年七月，又修老子庙于毫州，给祭祀二十户。

这两个神化老子的举措，已把他攀附冒牌始祖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随后于次年正月诏颁《氏族志》。

崇道尊祖不前不后，恰好选在重颁《氏族志》之前，时间的紧密衔接绝非出于偶然的巧合，实际上这是他抬高关陇士族门阀的重要步骤，目的是想凭借皇权使关陇士族无论从冠冕或血统上均凌驾于山东土族之上。

这由赐予老子庙二十户祭祀的同时，又赐予他的晋代祖先凉武昭王墓“二十户充守卫”

已露端倪。

一是追尊远叶始祖，一是追尊近代皇祖，远近真伪之途虽殊，但尊祖目的则归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