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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3页）

而承乾则不喜谏臣、不纳善言。

从贞观初到被废前，谏臣如李百药，于志宁，杜正伦、孔颖达、张玄素等人，不是被赶跑，就是关系搞得过于紧张。

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在贞观七年上《谏苑》二十卷，无非启发承乾从善如流，承乾置若罔闻。

贞观十四年，“承乾广造宫室，奢侈过度，耽好声乐”

，他又上书复谏。

贞观十五年，承乾不顾太宗多次宣布的不违农时的政策，“以务农之时，召驾士等役，不许分番，入怀怨苦”

，他上书再谏。

承乾不仅“览书不悦”

，而且阴遣刺客行刺。

太子右庶子张玄素眼看承乾失德被疏愈演愈烈，于贞观十三年警告承乾若游猎无常，“终亏雅度”

，是“败德之源”

，“承乾并不能纳”

。

次年，张玄素上书切谏承乾要勤见僚属，承乾不仅厌听逆耳之言，而且还“遣户奴夜以马挝击之，殆至于死。”

贞观十六年，张玄素针对承乾“败德日增”

的逆境，再次苦口婆心，提醒他“如其积德不弘，何以嗣守成业?”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无异是摊出了底牌。

承乾竟对太子位危的严重警告也无动于衷，还想再派刺客行刺。

他甚至说：“我作天子，当肆吾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

唐太宗一再宣称纳谏治国，承乾则反其道而行之，自然唐太宗不会喜欢这样的嗣君。

第三，亲贤与疏贤不同。

唐太宗立国以来，思贤若渴，一旦发现贤才，必礼贤下士，这是促成贞观之治的一条政治经验。

承乾则与乃父相反，正如唐太宗所指出的：“不闻爱贤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

，既然不爱贤才，必然疏远正直，狎近群小之辈。

贞观十四年，承乾耽情声色，疏贤更甚。

其突出表现是亲近宫嫔、宠信宦官，张玄素说他“亲嬖幸，远忠良”

“宫臣正士，未尝在侧；群邪**巧，昵近深宫。”

过了两年，承乾还是劣性未改，仍然是“望苑之内，不睹贤良”

。

于志宁也针对承乾令“阉官多在左右”

的疏贤做法，提出不可宠信宦官的诤谏。

以“赵高作奸，秦氏锺其弊"及两汉宦官参政、造成“缙绅重足，宰司屏气”

的教训作为鉴戒，要求承乾改变宦官“往来阁内，出入宫中，行路之人，咸以为怪”

的现象。

可见，承乾疏贤越来越严重。

既然父子对用人政见如此相戾，当然没有共同语言。

唐太宗为了巩固“贞观之治”

的政治成果，必然按照自己的模式来确立合乎他理想的接班人。

承乾在文治、纳谏、用人方面不符太宗所望，也就不能维护这个成果，被疏远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