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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私人生活 后宫嫔妃（第2页）

乃戒其车水马龙，此乃开其祸源而防其未事耳。

她认为，皇后的外家贵盛是乱政的祸源，总结了东汉外戚专权的历史教训，要以之自勉。

贞观之治的政治特点是没有出现外戚干政的局面，可以说是与长孙皇后的远见卓识有关。

作为皇后，具有位居宫廷妃嫔之上的大权，然而长孙皇后并不恃权骄人，母仪宫廷、妥善处置。

例如，对宫人义存体恤。

宫人平时做宫内杂役，贱如奴隶。

唐太宗有时易动肝火，往往以非罪迁怒宫人。

长孙皇后在唐太宗盛怒之下，只得顺他的性子，不过提出了让她究治的要求，宫人到她的手里，只拘留不搞刑讯。

等待唐太宗余怒尽息，慢慢为她们申诉冤屈，得以宽免，由是宫闱之中，刑无枉滥。

又如对非亲生子女与亲手子女一视同仁。

唐太宗有一女儿名叫豫章公主，不幸早年丧母，长孙皇后以亲母相待，“收养之，慈爱逾于所生”

。

她对亲生儿子，不加溺爱，经常教育，训以“谦俭”

之道，嫡长子李承乾贵为太子，常感“器用”

不足，通过乳母请求增加，她不允所请，认为“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

再如长孙皇后对患病的妃嫔极为温存、体贴，也被宫中传为美谈。

妃嫔以下有疾，后亲抚视，辍己之药膳以资之，宫中无不爱戴。

从而改变了武德年间宫廷混乱、妃嫔倾轧的靡烂之风，这也体现了她的政治才干。

在宗教观方面，长孙皇后与唐太宗一样是个不崇奉佛教的政治家。

贞观八年，皇后随唐太宗闲住九成宫时身患重病，御医遍诊，药物治尽，病体不见好转。

太子承乾入侍母后，建议祈求佛祐“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

皇后耐心解释：“若修福可延，吾素非所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

点出了修行佛事并无灵验的教训，说明她没有沾染上当时朝野上下迷信佛教因果报应的陋习，是难能可贵的。

至于承乾建议“奏赦囚待”

，是因人为法的破坏法制的行为，长孙皇后反对废弃的法律进行修善，指出“赦者国之大事，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

尽管大臣一再请求，唐太宗也允大臣所请，但她坚持不弃国法。

长孙皇后不迷信思想的另一表现是崇尚薄葬。

如她临终时的遗言说：“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费。

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

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

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

当时上自勋戚下至士庶风行厚葬，破费资财，伤风败俗，且有逾越葬礼等级者。

唐太宗为此曾颁布诏令严格加以制止，长孙皇后亲自作出表率，唐太宗基本照办，“因九峻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

这是对当时厚葬歪风的惩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