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书法诗文（第3页）

下面，再从自然的沧桑剧变想到社会的时势运转，由此追思历史上秦皇、汉武的功业，转而批评他们出海求仙的虚妄，最后以“端拱且图王”

作结，表明自己搞好国家治理的决心。

唐太宗不仅能作诗，而且也能评诗。

如他曾命令“藻思沉蔚，尤工五言”

的李百药和作他的《帝京篇》，阅后“叹其精妙”

，还手诏赞之；“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

又如他读了杨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等，都认为失之“文体浮华，无益劝戒”

。

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他的作品具有显著的政治色彩，故他的文艺观明显地反映了文以载道与文以载德的特点。

贞观文坛盛行君臣唱和，应制奉答、赴宴酬咏之风，其中不乏歌功颂德、摹写宫廷篇章，但在唐太宗强调诗贵劝诫、大臣力主体尚雅正的诗论制约下，并无卿卿我我的儿女艳情之作，宴会唱和也多抒发政事。

如唐太宗有一次在洛阳宫宴饮群臣，兴之所致，即席赋《尚书》诗一首，中云；"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

减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

诗意认为明君治世积善，不妨适情娱乐，流露得意神情。

魏徵便赋《西汉》一首，以汉高祖艰难创业，讽劝太宗不应及时行乐：“夜燕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籍叔孙礼，方知天子尊。”

太宗闻之赞曰，“魏徵每言，必以礼约我。”

贞观君臣诗作贯穿君道、以礼约束，是文以载道的显例。

唐太宗不重文名，注重修身，以昭君德，形成了文以载德的文艺观。

由于他喜作诗文，日积月累，遂成宏篇。

所谓“听览之暇，留一情文史。

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

，贞观十二年三月，著作佐郎邓世隆奏请编录太宗诗文集行世，太宗“不许”

，认为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

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唐太宗恪守自己的诺言，生前始终不刊文集，这是他文以载德的文艺观的反映。

他还明确主张诗以言志，文以载德。

他在《帝京篇序》中说：“予追踪百王吃末，驰心千载之下。

慷慨怀古，想彼哲人。”

以尧，舜明君为法，以秦汉之弊为鉴，不至海，不封禅，不求仙，不巡游，“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

文以载德文艺观的形成，是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的结果。

贞观二年，他对大臣谈到自己读了隋炀帝文集的感想时说：“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

魏徵乘机进谏：“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曰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

唐太宗深有感触地回答：“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以炀帝的美文败德为鉴，不务虚名。

可知败德之君，留文于世，徒然贻笑后人，从而吸取德盛才能文茂的正面教训，采取不刊文集的审慎态度。

唐太宗爱好书法，注意培养书法人才。

贞观元年在隶属门下省的弘文馆里“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有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

唐代科举取士有明书一科，工书也是晋身之阶，这与唐太宗的重视书法艺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