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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利猜不透李世民轻骑列阵的个中底细,又不知唐军虚实,既不能与李世民抗辩,又不敢贸然进击。
李世民抓住颉利的狐疑弱点,故意与突利并骑而语,谈到以往的兄弟情谊,责备他践踏“急难相救”
的誓言,突利理屈,无言以对。
原来颉利与突利叔侄间已有嫌隙,经李世民的轻骑近前,窃窃私语的布下疑团,颉利便“阴猜突利”
与李世民有约,终于以智离间了叔侄,使其退兵。
然而,次年颉利又亲率劲骑十余万,饱掠朔州后,又进犯太原,唐将张瑾寡不敌众,遭到全军覆灭、仅以身免的惨败。
渭桥之盟。
武德九年八月,颉利乘唐太宗即位不久,国内政局动**之机,亲率精骑二十万大举入扰,前锋攻破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京师戒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虽然奋勇挫败颉利于泾阳(今陕西泾阳县),然而突厥主力未受损失,颉利继续进攻长安,他一面列阵渭水北岸以威慑唐军;一面派出使臣对唐廷进行军事讹诈。
唐太宗识破颉利的狡诈伎俩,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一面扣留对方使节,一面亲率数骑列阵渭水之南,隔河相对,指斥颉利背信弃义,颉利在唐太宗的严词训斥下,无言以对。
继之,唐大军来到,军容严整,士气旺盛,颉利知唐军有备,又加使臣被押,摸不透唐太宗的疑兵之计,不敢贸然挥师过河,只得与唐太宗在渭桥上“刑白马设盟”
而还。
渭桥之盟,表现了唐太宗的机智沉着的战斗作风,才使这一严重时刻化险为夷。
然而,唐军毕竟不是力胜,而是智退,肘腋仍然不安,谈不到巩固封建统治。
为此,唐太宗深谋远虑,积极备战,创造条件,等待时机,转入反攻。
战略反攻时机的成熟。
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是战略的大转折。
出现转折,不仅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愿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有利的客观形势。
唐太宗初即位,对突厥的威胁,感到“坐不安席,食不甘味”
,就以自强雪耻,奋发图强的精神激励自己,下定了平定突厥之乱的雄心。
贞观三年,终于出现了反攻的时机,其标志是交战双方的力量发生了逆转,突厥由优势趋向劣势,唐王朝由劣势转向优势。
双方力量之所以发生消长,主观上是唐太宗积极创造条件的结果;客观上是突厥内部出现统治危机的归宿。
从主观条件来说,首先,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兵战斗力。
唐太宗即位伊始,鉴于前代君主“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
的教训,亲自在殿廷教习卫兵射箭,动员说:“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唯习弓马,庶使汝等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
在唐太宗的亲自教习下,卫士射术提高很快,唐太宗对射术高明的卫士赏赐弓、刀、布帛,以资鼓励,由此“士卒皆为精锐”
。
其次,扩大府兵兵源,推行军功政策。
唐太宗为了有效地抗击突厥,扩大了府兵队伍。
贞观年间的府兵有三方面来源。
一是来自太原元从;其中有晋阳起兵前,李世民委派长孙顺德、刘弘基招募的万余士兵,以后加上李渊与建成的军队约有二万人。
二是来自统一战争中归附的军队,约有十七万人左右;上述府兵都是武德年间形成的。
三是点丁男为府兵,这在唐太宗即位不久的武德九年十二月才开始实行的。
三类府兵大致都有授田。
对太原元从“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
以示特殊优待。
对归附的军人与被点为府兵的丁男,当然不会授予土地。
府兵授田质量尽管有所区别,然而不必负担租赋徭役却是一致的,这可从武德九年十二月一场辩论中透露了此中信息。
当时唐太宗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御力量,想扩大征兵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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