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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清华名人榜两岸校长梅贻琦（第5页）

梅贻琦先生从重庆政府教育部申请来一些补助金发给学生。

他自己有四个子女都在联大上学，却不让他们领一分钱的救济。

一个孩子的眼镜丢了，就没有钱再配一副新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

八年艰苦的岁月终于熬到了头，联大也完成了历史使命，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宣告解散，三校分别复原北返。

梅贻琦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长。

沦陷期间，清华园被日军占据，做了兵营和伤兵医院，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体育馆被辟为马厩和贮藏室及厨房，图书馆改做手术室和病房，教授住宅成了随军妓院等等，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然无存。

为了恢复重建清华园，梅贻琦一方面力争尽可能多地向政府申请拨款并力争保住美退庚款的所有权，另一方面，他大力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使复原后的学校能够迅速治愈战争创伤，顺利开学上课，而且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校园面积从战前的八十多万平方米扩大到10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增加了二十多万平方米，院系设置也有了很大变化，除新增加一个农学院外，原有的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工学院都分别增加了一些专业，另外有研究院下属的二十多个研究所等，教职员工和学生人数也都有所增加。

清华复原重建的两年多时间，正是战争阴云密布、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混乱无序状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征地扩大校园，盖楼设计施工，开学聘师招生等，在今人心目中，哪一项不是炙手可热大有油水的“好事”

?哪一项不给主管人员送点什么优惠、提成、劳务费、好处费之类能够办成?梅贻琦手中每年几百万上千万的款项出入，他未曾将其中哪怕一分钱装入自己腰包!

1948年底，北平“解放”

前夕，梅贻琦乘飞机离开了他为之呕心沥血数十载的清华园。

那一天，吴泽霖教授在校门口碰见他，问他是不是要走。

他说：“我一定要走，我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

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

（按照有关规定，清华使用的美国“退还”

“庚子赔款”

基金，只有中国的教育部长和清华大学校长一致同意，才能动用。

）离校南下后，他暂时住在上海老友家中。

不久即取道香港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

会后住在巴黎南郊的一个小镇，同时给在英国伦敦的一个校友拍电报，要他帮忙在伦敦租一间价格低廉的旅馆准备去住一段时间。

1949年底，他又飞抵美国，客居于纽约。

其时清华基金全部在他掌握之中，他每月却仅仅给自己支薪300元，租住的公寓也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

有人看不下去，甚至说他是“守财奴”

，并以“清华基金是‘庚子赔款’，最好尽快花光，以雪国耻”

相劝，他却依旧“我行我素”

，过自己的俭朴日子。

1955年11月，梅贻琦离开美国到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在此基础上创办台湾新竹清华大学。

在整个新竹清华的创建过程中，梅贻琦仍是一贯的廉洁和节俭。

虽然手中握有巨款，但他的办公室却连一套普通的沙发都舍不得买，只有几把藤椅。

他曾这样对人说：“学校有点儿钱，要搏节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房子要坚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

梅贻琦廉洁、节俭，但并不吝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