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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之祸（第2页）

。

说明雍正同诸兄弟和睦，得位正当，没有弑兄屠弟的事。

他还说雍正世道比三代还强，为生于这样的盛世而庆幸。

他满以为会得到学政的赏识，岂料遭到拘禁审问。

戴瀚问他三兄让位的话从何而来，是什么意思?范世杰供称，在汀州城里，人人都是这样说的。

戴瀚很敏感，理解为这是讲诚亲王允祉有抚驭之才，应该当皇帝，所以严厉迫问，并立即将范世杰呈词上奏。

雍正对戴瀚之举大加赞赏，称赞他说地方大员若能对这样的事情不隐讳，范世杰之类的棍徒匪类必能尽除。

于是，谕令戴瀚会同督抚密审，又准情度理，认为范世杰是一个企图侥幸晋身的小人，不会有多大背景，不必铺张扩大事态。

随后，戴瀚与福建总督刘世明、巡抚赵国麟密讯范世杰，重点审问三兄让位的话头。

范供称，他知道雍正序居第四，他即位，必是三个哥哥让位，所谓“三兄”

，不是指第三个哥哥，而是兄弟三人；说三哥有抚驭之才，也不是真知道，只是想天家的龙子龙孙自然都该是贤才，他们让位，更说明皇上聪明天纵。

他将三兄解释为三个兄长，是为避允祉的实指所进行的诡辩，因为他听人说过“朝廷家有个三爷，虽然有才，乃是秉性凶暴，做不得人君”

。

不过他的原意还是说允祉尽管有才，做不了皇帝，雍正不是抢皇位，谦让再三才坐的龙廷。

三位疆吏审不出什么来，只能说他造言生事，建议将他押交原籍地方官，严加管束，每逢朔望，令其宣读《大义觉迷录》，若再多事，即行治罪。

雍正于雍正九年（1731）六月同意了他们的处置办法。

江南崇明县人沈伦，著有《大樵山人诗集》，于雍正十二年（1734）九月病故。

该县施天一与沈家争田产，遂挟嫌首告沈伦诗内有狂悖语句。

江南总督赵弘恩查出沈伦名在沈在宽案内，诗板藏在苏州沈苍林家，就捉拿沈伦嗣孙沈自耕、沈苍林，施天一等人，彻底查究。

对此，雍正极表赞同，在赵弘恩的奏折上写道“凡似此狂妄之徒，自应彻底究惩，以靖悖逆风习”

。

此案如何结局，未见资料。

施天一以诗句狂悖告诘仇人，则是文字之祸成风的一种表现。

吴茂育，浙江淳安人，官宛平县丞，著作《求志编》，被族弟、生员吴雾告发，浙江总督程元章立即拿审，认为该书评论古今，“语言感慨，词气不平，肆口妄谈，毫无忌惮”

。

该书一种本子上的李沛霖序文，于纪年处只用干支，书“癸卯九月”

，不写雍正元年，更干法纪。

雍正夸奖程元章办理的得体和用心，要求他“严加审究，毋涉疏纵”

，并向他讲解这种匪人比盗贼有害的道理：盗贼有形迹外露，该管有司不想惩治也不可能，而托名斯文，借口著述的奸匪，尽可置之不问，所以除盗贼易，除思想犯人难。

而地方官不尽心的原因，在于不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也在于怕烦劳和招人抱怨，因此，做纯臣就“不可因远‘多事苛求’四字之嫌，而贻误于世道生民”

。

《求志编》的另一种本子，有吴茂育的自序，却书写了清朝年号。

究竟该书有无吴雾，程元章等人所说的狂悖文字，这也是人们理解的问题，当文字狱盛行之时，原是可以任意添加这个罪名的。

上述数案，发生在雍正统治后期，它们与前期的汪景祺、查嗣庭、钱名世等案有所不同，汪景祺、查嗣庭、钱名士等人之所以获罪，虽同文字有关，但是涉及到年羹尧、隆科多的政治斗争中了。

曾静案和吕留良案发生之后，使事情发生了变化，后来出现的徐骏诸狱，犯事人本身没有政治主张，也未牵涉到政治集团，完全是受了文字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