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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旗生（第2页）

他力图保持旗人产业，不令流落八旗之外。

限制出卖甲米和旗地，是消极的防范措施，雍正还着眼于发展旗人生产，即位之初，就兴办热河屯垦。

雍正元年（1723）六月命于热河、喀喇和屯、桦榆沟三处屯田，从京城满洲、蒙古八旗中择取没有产业的旗丁八百名前往，编设佐领，另设总管从事经理。

雍正十一年（1733），命喜峰口驻防兵屯田，每名给地一百五十亩，菜园四分，照民田例交税，税银留充兵饷。

雍正更为关注的是八旗井田。

雍正于雍正二年（1724），他批准户部侍郎塞德的建议，设立井田，令拨京南霸州、永清、固安、新城等县官田二百多顷，作为井田，在京城八旗内，选择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没有产业的人员前往耕种，每户授给一百亩为私田，十二亩半为公田，八家共有公田一百亩，私田在外，公田在内，又给每户十二亩半做室庐场圃之用，朝廷给盖房屋，按人口分配。

另给每户发银五十两，购置耕牛、农具、种子。

私田收入归井田户，公田收成，在三年后全部交公。

为办理此事，设置井田管理处，派建议人塞德前往料理。

实行以后，愿去的人很少。

雍正五年（1727），雍正说那些没有产业、游手好闲的旗人，依靠亲戚为生，使其受累，而他们却能为非作恶，遂强迫他们迁往井田处耕种，那些犯了枷号鞭责罪的革退八旗官兵，也罚往耕种。

以后，又把侍郎哲暹、尚书石文焯等先后派往井田处理事。

由于所去旗人多“非安分食力之人”

，不仅不好好从事生产，反而偷卖官牛，私自出租井田。

管理官员又将井田分成等第，徇私调换。

种种情弊，不断发生。

雍正即位后，即将井田改为屯田，不愿屯田的井田户撤回京中原旗，留下田房交地方官出租，愿意留下屯种的，按地亩完纳钱粮。

雍正试行井田制十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关于井田制，议论者多，然都不敢贸然实行。

康熙年间也有议行的，康熙说井田法好是好，但形势已不允许它实行了，“后世有欲于旷闲之壤仿古行井田之法者，不惟无补于民，正恐益滋烦扰。

天下事兴一利不如去一弊之为愈，增一事不如省一事之为得也”

。

雍正不怕多事，他宣布“特开井田，以为八旗养赡之地”

，希望它能解决八旗的生计，滋扰之弊，在所不计。

但是，他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

第一，部分旗人因长期脱离生产，成为寄生虫，要他们改变习性和生活习惯，不是一般的行政命令所能做到的，所以用他们实行井田制，他们就只能破坏而不能建设。

第二，实行井田制不是一个孤立的简单的事情，它同土地所有制、政治制度、赋税制度等相关，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已流行千百年后，没有经历社会革命，实行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井田制，即使在一片国有地上实行，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包围下，它也不可能长期存在，必然会出现将井田私租出卖的现象，如此情形，井田制当然难以维持下去。

第三，纵令雍正的井田法得以长期维持，垦田不过二百余顷，户民不过约二百家，人、田均极少，而要想扩大，政府给田、房、开垦费就要增多，也是力量所难达到的，这就是说井田很难大规模发展。

那样的小规模进行，根本解决不了旗人的生产生活问题。

因此，雍正实行井田制，虽力求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勇于实践，但以主观代替客观，盲目实践，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雍正晚年谋图扩大旗人的生产地区，令人往黑龙江、宁古塔等处调查，规划分拨旗人前往居住耕种，正当就绪之时，由于他的故世而没能实行。

在八旗人员逐渐地脱离生产、追逐享乐、生活窘迫的现实面前，雍正力图挽救危机，劝诫他们节俭，为他们堵塞钱财漏洞，又希望用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财源。

他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没有阻止得了旗人的腐化趋势，旗人的生计问题依然存在。

他以后，问题更趋严重。

这是清朝一代的问题。

清朝对八旗用养起来的办法，使他们渐渐成为寄生者，渐渐成为废人，这个基本政策不改变，旗人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

雍正希望发展旗人的生产，是有识之见，但没有从根本上变更对旗人的方针，所以就不可能改变旗人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