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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惩旗恶（第2页）

直隶按察使据报将冉铎等人拘捕审讯，造成冤狱。

王三格因是仓官，地方官不便审理，奏请将其官职革退，以了结此案。

雍正指示：“三格实属可恶，宜加倍严惩，以警刁诬。

仓官非官，彼自名之为官也，殊可发一大笑!”

王三格夺人财产、又肆诬陷之举，可见旗人对汉民欺压之严重。

他可以自称仓官，封疆大吏的总督也对他无可奈何，亦见旗人特权之大。

雍正加倍严惩的态度，才可以多少打击不法旗人的嚣张气焰。

雍正五年（1727），顺义县旗人方冬魁在酒馆中见到张四，因张未给其让坐，于是即对之打骂，激怒张将其杀死。

署理直隶总督宜兆熊承审，拟将张四定为绞监候罪，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向来庄居旗人，欺凌民人者甚多，即方冬魁之事可见”

，因此对张四从宽发落：免死，枷号两月，责四十板完结，“以为旗人不论理恃强凌弱欺压民人者之戒”

，并将此事晓谕八旗及各屯庄居住之旗人，以引起警惕。

这样从轻处理张四，于法律不合，但不失为纠正旗人肆意作恶弊端的一个措施。

旗、汉人民之间的纠纷案件，照例，旗民不由地方官审理，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经直隶巡抚于成龙题请，设立满洲理事同知一员，驻保定，审理旗人斗殴、赌博、租佃、债务诸事，至于人命盗匪等重案，则会同督抚鞫审。

这个理事同知，专由满人承当，与作为知府副手的同知不同。

州县官不能随意审查旗人案件，也不能对旗人用刑。

雍正初，以直隶旗、汉互相呈控事件繁多，增设满洲通判一员，也驻保定，协助理事同知处理事务。

不久，仍以事多，旗、汉纠纷均赴保定办理不便，遂将张家口、河间、天津的旗、汉事件分别交张家口同知和天津同知审理。

这是雍正维持康熙朝旧制，只是增设专管旗民事务的官员，以便比较迅速地处理纠纷案件。

雍正六年（1728），良乡县知县冉裕業杖责旗人乌云珠，署直隶总督宜兆熊以违例虐待旗人将他题参。

雍正说：“旗、民均属一体，地方官审理事务，只当论理之曲直，分别赏罚，不当分别旗、民。”

冉裕柒奉公守法，不应当革职听审，因将宜兆熊的题本掷还。

他还说不知道有不许地方官体刑旗人的成例，要刑部查明具奏。

刑部查出果有这种案例，雍正命把它废掉，依他的指示执行，同时指责宜兆熊那样对待属员，过于苛刻。

旗人与汉人在处刑上，向来有所不同，汉人犯流徒罪的照律充发，旗人则可改为枷号、杖责结案，实际是从轻发落。

雍正四年（1726），雍正认识到这使律令不能一致，因此，命大学士、八旗都统及满洲、汉军中的九卿共同商议，可否将旗人的准折刑法取消，一律按照统一的刑律与汉民一样处置。

大学士等认为准折刑法是不好，易使旗人轻于犯罪，但满人、蒙古人缺乏营生之术，发遣难以图存，请维持旧例不变，唯汉军有犯军流罪者，则照律发遣。

在旗民与汉民关系问题上，雍正亦欲做些改革，但因照顾旗人的方针不变，所以在法令上就不能不遵奉旧制了。

然而在实践上，打击不法旗人，尤其是作恶多端的庄头，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旗、汉之间的矛盾。

由引可见，雍正一方面维护旗人特权，但又不使它过分，这同他对待汉人中的绅衿是一样的，即承认其法定权利，而不允许非法虐民。

这一举措，有利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