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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豁贱籍（第2页）

、徽州府“伴当”

的开豁为良问题。

他于是命令安徽巡抚魏廷珍查核，提出处理意见。

魏廷珍议请区别对待。

雍正认为他所议允当，批准执行。

世仆、伴当所受压迫，同惰民一样，习鼓吹、抬轿、不与大姓联姻，不报考，不与大姓平等相称，同坐共食。

雍正的除豁，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免遭主姓凌辱，得为编户齐民。

然在实行中，对年代久远、文契无存的贱民，如何区别豢养与不豢养，不好把握，纷争不已。

广东沿江沿海有一种旦民，早在宋元时期，就采集真珠，向政府纳贡，还被称为“乌旦户”

，明代又称“龙户”

，清初称为“獭家”

，在广州河泊所下辖的，每年按户按船交纳鱼课，少数人已略通文字，上岸居住。

雍正在雍正二年（1724）亲书朱谕，命将旦民编立埠次，加以约束。

江南苏州府常熟、昭文二县有一种丐户，籍属、社会地位与浙江的惰民完全一样。

雍正八年（1730），江苏巡抚尹继善以他们业已“化行俗美，深知愧耻，欲涤前污”

，请照乐户、惰民事例，除其丐籍，列入编户。

雍正批准了他的奏请。

雍正在其当政短短的几年中，宣布削除乐户等贱民名籍，试图解决数百年来历史遗留问题，虽然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他的开豁政策仍具有一定意义。

它为贱民脱离贱籍解除了法律禁令，是贱民解放的开始。

具体一点说，削籍令是政府宣布取消对贱民的特殊控制法，是使贱民有了离开贱籍的可能。

贱民只要依照政府的条件申请改业从良，就可以按照齐民的方式进行生活，一定时期之后可以应试出仕，如果同平民发生纠纷，可以以良人的身份与之理论，可以不会像过去那样因是贱民而遭受不应有的歧视和打击。

所有这些，起码在道理上讲是能够达到的了。

贱民的除籍，使他们数百年的积郁有所申舒，生活欲望有所增强，奴才性有所消减，从而使他们受到极大压抑的创造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

所以削除贱籍，是对这部分人的生产力的某种解放。

再者，雍正实行摊丁入粮制度后，人民的封建隶属关系有所削弱，贱民的除籍，与这一历史趋势相一致。

它们共同地反映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丐户、乐户、旦户、世仆、伴当等贱民是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几百年了。

有没有人像雍正一样来触动它们呢?明朝人沈德符曾不解地说：“何以自宋迄今六百余年”

，惰民“不蒙宽宥”

?其实对贱民也有人做过一点儿事情，如明英宗释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为民。

明景帝时议准，凡原为民人而落入乐户的，准许改回去，原为乐户而愿从良的，也允许申请改业，与民一体当差。

康熙年间裁革扬州乐户。

这些君主只在乐户范围内，释放一部分人，小打小闹，而雍正则大刀阔斧，不仅削去山陕乐籍，取消教坊司，削除全部乐户，又豁除丐户等其他贱籍。

所以，清人俞正燮研究乐户、丐户史指出“本朝尽除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

。

“廓清”

为谀词过誉，下令除籍则是事实。

在上述帝王的行事中，不难看出，雍正很有政治气魄，敢于革除旧弊，使政治趋于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