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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唯才是用善待宠臣（第1页）

第十一章唯才是用，善待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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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职相当

雍正皇帝对于用人非常重视，他曾在鄂尔泰的奏折上朱批“治天下唯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支叶事耳”

。

雍正四年（1726），对诸王大臣等说：“从古帝王之治天下，皆言理财、用人，朕思用人之关系，更在理财之上，果任用得人，又何患财之不理，事之不办乎?”

雍正六年（1728），在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奏折上御批：“朕之责任，不过擢用汝等数员督抚而已。”

由此可见，他把用人看作是行政的第一要务，根本重事。

因此，对用人的原则、方法倍加考究，也形成他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雍正任用官吏，不像其父康熙皇帝对人比较宽厚，班底相对稳定，任职较为长久。

雍正时人事变动频繁，一些官员来去匆匆，有的微员骤升大吏，而一些大吏被逐出政治舞台，看似混乱，其实很有章法。

雍正三年（1725），他说用人变化迅速的原因“事无一定，又不可拘执，有时似若好翻前案，不知其中实有苦心，总欲归于至是，是故或一缺而屡易其人，或一人而忽用忽舍，前后顿异，盖朕随时转移，以求其当者，亦出乎不得已”

。

“总欲归于至是”

，是说想把事情办好，因而在用人上颠过来倒过去，以求人和职位结合得当。

这还是一般地讲用人原则。

雍正五年（1727），他说得就更清楚了：

朕现今用人之法，亦止堪暂行一时，将来自仍归于圣祖畴昔铨衡之成宪。

朕缘目击官常懈弛，吏治因循，专以积累为劳，坐废濯磨之志，不得不大示鼓舞，以振作群工萎靡之气。

俟咸知奋勉，治行改观时，自另有裁处之道。

雍正要清扫康熙末年积弊，使雍正改元出现新气象，与这个政治方针相适应，确定用人的原则：造成一个振作有为的官吏队伍，去革新政治，因此破坏常规的任用官吏之法，反对因循腐败的吏治。

在这个总原则下，有一整套用人的具体办法。

雍正和鄂尔泰通过奏折和朱批讨论识人和用人，表明他们对官员的要求。

鄂尔泰在四年八月初六日奏折中说：

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