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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书述作（第1页）

辑书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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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著述，与他的勤政相适应，颇为丰富。

他的述作记录雍正一朝的政事，包括他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对外关系等各方面的方针、政策，从人即位开始的几次重大政治斗争，以及他的时代的社会生活。

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经历和部分的生活状况。

《上谕内阁》:

这是把雍正的谕旨辑录而成的著作。

雍正的口谕，有的由御前大臣、侍卫、奏事官、奏事太监转传的，每次传谕他都要求传谕之人传达准确。

为了便于查考、核对，他于雍正二年（1724）七月决定，凡转传谕旨的人，都要做记录，立为档案，奏事处每月汇总奏呈。

这就使他的上谕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他习惯于多讲话，上谕比较详细。

他认为朋党斗争激烈，他对朋党的打击，如果不详细说清，人们不明原委，会对他的行为不理解。

既然详细说了，在形成文字的时候，就要求臣下记录得完整，公布以后，又怕外间传播有误，就加以刊刻颁布。

雍正三年（1725）四月，他说：“朕每下谕旨，必令票签全写，或有遗漏，即令添补。

朕侍圣祖数十年，每见票签简要，岂不欲效法成式，盖以时势不同，非委曲详尽，恐人不能喻朕之志，则小人乘隙议朕之非也。

朕所下谕旨，一字一句皆有关系，恐后世有朋比余党，欲蔽惑朕之子孙者，忽将紧要字句私行删节，甚关朕用人行政之声名，则朕抱不白于千古矣。

故多刊刻颁布者，有深意也”

。

他对此颇为用心，因而使他的上谕详明，而且随颁布随刊刻，得以广为流传。

雍正五年（1727），他下令各省督抚，将所奉谕旨全部缮写成册，一一详载，不仅自己每日观览，还要传给后任，以便继续遵循御旨办理。

这是把对各省发的专门谕旨加以汇集。

雍正七年（1729），侍读学士康五瑞提出汇编上谕刊刻颁发的请求，他说“皇上训谕数百万言，精微广大，无不备举，实于二典三谟媲美先后”

，若加汇辑刊发，可使内外臣民知晓遵守。

允祥、马尔赛等予以转奏。

八月，雍正考虑到所发谕旨，有的是为一个地区作出的，有的是因某一事件发出的，只有有关人员了解，众人不能知晓；他还考虑到，谕旨加以传写，字句之间，可能会有错误，也需加以纠正，遂允许诸大臣的请求，命庄亲王允禄负责编辑刊布，以便所有臣民获知圣训，“遵道遵路，易俗移风”

。

允禄主持编选的上谕，所收谕旨，自雍正即位开始，即从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所发谕旨起，至雍正七年（1729）止。

雍正九年（1731）书成，颁发全国。

乾隆即位以后，认为应当把其父的上谕编完，于是命和亲王弘昼主持编务，将雍正八年（1730）至十三年八月的上谕加以厘定，至乾隆六年（1741）告成。

使雍正一朝的上谕成一汇集。

这些上谕，大部分由内阁宣示的，所以取名《上谕内阁》。

它汇集了雍正公开宣布的大部分谕旨。

允禄等人编辑《上谕内阁》，采取编年体方式，按时间排定，每月一编。

原来不分卷，亦有作一百五十九卷的，因雍正在位一百五十九个月，这样就是每月一卷，所以分不分卷没有任何不同。

雍正当政时完成的部分，所收上谕较多，统观全书，前七年的分量占全书的四分之三，换句话说，乾隆时收辑的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七年以前的上谕多，后来较少；再一方面则是乾隆不如其父对这件事那样认真，也就不能多收了。

《上谕内阁》所收谕旨，是否是雍正实发上谕的全部呢?这是可以用《雍正朝起居注》《清世宗实录》的有关部分对照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