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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外商（第2页）

雍正揭露他们的心理是：以为这些事“不关国计民生，设法巧取，而名实兼收”

。

官吏借外商而获暴利，由杨、傅二人之事可见一斑。

雍正在对洋人关系上处处以国体为重，官吏专在与洋人贸易上舞弊，收受贿赂，也是有失国体，而他却留意不够。

对于后世臭名昭著的鸦片贸易，雍正时鸦片进口数量还小，但已引起雍正的重视，禁止贩卖鸦片烟，官员也较认真执行。

福建漳州知府李治国为清源塞流，注意查拿贩毒人。

雍正七年（1729），在陈远家中查获鸦片三十三斤，拟以枷号充军之罪，陈远称冤说他所有的是药用鸦片，不是鸦片烟，经巡抚刘世明交药店鉴别，确系医药用品，尚未制成毒烟，因此将陈远释放，将鸦片储存藩库。

刘世明认为李治国犯了失入的过错，本拟究参，又怕因此使人误会，以为解除鸦片烟禁，所以只好密折奏闻。

雍正对此事的看法与刘世明不尽相同，他说“李治国于此一事虽欠明察，然乃过于从事之咎，情理尚在可原，不就此案参处清朝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繁荣景象甚是”

。

至于没收陈远鸦片，“若系犯法之物，即不应宽释，若不违禁，何故贮存藩库，此皆小民贸易血本，岂可将错就错，夺其生计。

如欲留为异日证据，数两几斤足矣，未有全留贮库之理!虽系细事，殊关舆论，汝等身膺封疆重任，慎勿因其细而漫忽视之”

。

此一事反映雍正治事的细密不说外，他对鸦片政策是：贩卖毒品，严惩不贷；严格区分药用鸦片与毒品鸦片烟，毒品严禁，药用毫不干涉，且照顾到小本商人的正当利益。

在广州与外商进行贸易的同时，清廷还关注对澳门外商的管理。

康熙末年禁止中国人到南洋贸易，于是这一路的生意归在澳门的外国人所得，他们逐年添置船只，扩大交易。

雍正初年，澳门的洋船已达二十五只，居住西洋人男女三千五百多人，引起朝内外官员的注意。

雍正元年（1723），广东人、通政司右通政梁文科条奏，请在澳门增设官兵，以便弹压。

雍正二

年（1724），孔毓珣提出全面规划：澳门西洋人现有船泊二十五只，以此为限，损坏了可以修理，但不得再行添置，防止其贸易扩大，招引西洋人来澳居住；葡萄牙派来的管理人，许其自行更换；无故来澳门的人，即令随来船离去，不许容留居住。

他的建议经兵部讨论后，雍正予以批准执行。

决定来澳门的外国人的留住，限制他们的商业活动，都是雍正年间满清政府行使对澳门主权的表现。

在澳门的外国侨民要遵守清朝法令和交纳赋税。

清廷在澳门设有驻防军，由把总领兵五十名驻守，又在澳门和内地的通道上设立城池关卡，由都司、守备带领兵丁驻防，四面安设炮台，不许西洋人随便进入内地。

18世纪上半叶，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中国输送文化和商品，为日后大规模的侵略作准备，但此时还没有构成严重的威胁。

康熙、雍正父子对西洋人的活动非常警惕，主要是防止侵略者和中国部分民人的结合，以免发生社会动乱，影响清朝的统治，为此而驱逐传教士，限制澳门西洋人贸易。

值得注意的是西洋商人惯于向中国官吏行贿，败坏中国吏治，而中国部分官僚利用办理对外事务的机会，贪污受贿，情节较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