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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第2页）

要记住的是，尽管经济高增长，泰国甚至韩国出生时的人均预期寿命相对低于斯里兰卡和牙买加；即使新加坡的人均预期寿命也未超过哥斯达黎加，尽管二者经济反过来的差别很大。

改革前后中国在生活质量方面的许多变革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而当时它的经济增长相对缓慢，也与此有关。

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低但生活条件迅速改善，这样的经验同样十分重要——在经济发展初期获得根本性的社会进步的可行性，在健康和教育领域精心设计的公共计划的强大效用，在低工资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体系中提供相对更便宜的基础教育等公共设施，合作和对抗的公共行为作用等等无疑是社会发展后积薄发的动力。

吸取这些经验，与向获得高经济增长和成功运用高增长改善生活质量的国家学习，一样重要。

第三，必须记住不是所有经济高增长的国家和地区，都成功地将对物质资料的扩大的需求转化成了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相应的提高。

事实上，有些高发展国家和地区过去数十年的发展经验，类似某种“无目标的富裕”

，经济的高增长伴随持续的普遍贫困、文盲、不健康、童工、暴力犯罪和相关的社会问题。

巴西是一个常见的例子。

许多情况下（包括巴西本身），无法利用经济增长为基础来改变生活质量的根源，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缺乏大众参与保护基本权利，还因为经济和社会的高度不平等。

无目标的富裕的危险，是通过鉴别分析高增长国家和地区经验应当吸取的教训，这一点在印度更具现实意义。

第四，正如前面提过的，考虑到印度的地区差异性，必须把吸取印度自身的教训和向其他国家学习结合起来。

例如，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尽管收入水平低，在创造经济增长方面记录不佳，但克拉拉邦的出生时人均预期寿命（约为72岁）还是要比它东面的某些经济更成功的国家高，像印度尼西亚（60岁）、泰国（69岁）、甚至韩国（71岁）等，虽然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比克拉拉邦高出许多倍。

我们必须吸取印度本身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经验。

这些失败不仅包括许多邦持续的社会落后（例如北方邦），还有克拉拉邦没能获得合理的经济增长，尽管在生活品质的很多方面它做得极好。

在更早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在1960年到1985年间婴幼儿死亡率下降最快的十个国家里，有五个是我们称为“增长促成型”

的成功，而另五个国家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是建立在对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有组织的公共支持方案上的，它们本身经济增长并不快，人均实

际收入也没有很大增长。

后一种方式——我们称为“支持引导型”

的成功——被证明是更可行的，因为基本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成本在低工资的经济体中相对较低（因为生产的性质是劳动密集型的），这样较穷的经济体在提供此类服务时，不像原来所想的只考虑他们的低支付能力时那么处于劣势。

印度在从世界上其他地方最近的发展经验中吸取教训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他们的分别基于经济发展和公共支持的两种进步。

此外，也要重视出现"无目标的富裕"的可能性，注意印度的发展可能不像韩国，而是步巴西后尘。

我们必须区别对待自由化，而不是设想出某些“程式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