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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国内发展的多样性（第2页）

虽然克拉拉邦在社会领域取得特殊成就，它的存在加大了印度国内的地区差异，但不能错误地认为其余的地方就是大体均一的了。

不管克拉拉邦是否包括在内，印度国内的地区差异都是巨大的。

例如，克拉拉邦1991年1.8的生育率与北方邦的5.1形成有力的对比，而北方邦与泰米尔纳德邦的对比也够强烈的了，后者的生育率是2.2，尽管比克拉拉邦的1.8高，但比北方邦的5.1低了一半多。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数字，泰米尔纳德邦的生育率（2.2）与美国和瑞典（2.1）相似，比中国（2.0）之外的任何一个“低收入国家”

都低。

然而北方邦5.1的生育率大大高于所有“低收入国家”

的平均水平，远远超过像斯里兰卡（2.5）和印度尼西亚（2.9）这样的国家，甚至超过孟加拉（4.0）和缅甸（4.2）。

当我们把克拉拉邦纳入邦间的对比时，不难发现地区差异更大，然而即使排除了克拉拉邦后分歧仍然存在。

尽管我们经常特别注意克拉拉邦，因为从这个印度境内差异最强烈的例子中有许多要学的，但必须避免“克拉拉邦与其他邦进行比较的"倾向。

在解释印度国内的差异时，重要的是要记得人类的贫困有许多方面，包括不同能力的缺失。

而且，不同的贫困指标彼此不一定相互关联，印度境内不同地区的情况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因此，国内不同地区的贫困程度取决于我们关注的贫困的内容或指标。

例如，由传统的按人头计算的农村贫困率在东部各邦最高，尤其在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在西孟加拉邦较低。

但是幼儿死亡率的区域分布情况则不同，中部和西北部的北方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比西孟加拉邦或比哈尔邦差许多，奥里萨邦的贫困率和幼儿死亡率都很高。

男女性别比例显示性别不平衡在西北部最严重，包括相对较富裕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有大量的证据支持这一调查结果。

因此，印度国内没有单一的"问题地区"，公共政策必须注意到国内不同地区面临的不同挑战。

在任何能确认的普遍模式中，主要是印度北部大多数邦的地方性贫困（除了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这两个邦其他指标相对值得赞许但存在性别不平等问题），南部各邦多数做得好得多，尤其是死亡率、生育率、识字率和性别平等上。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各邦的福利指标与收入或支出指标间没有什么关系。

二者间的联系至少是相当弱的。

有些方面确实相当引人注目：例如，北方邦的幼儿死亡率是克拉拉邦的6倍以上，尽管二者按人口计算的贫困率很相似——与印度的整体平均水平相当接近。

这并不意味着收入或支出对幼儿死亡率和相关的健康或福利指标毫无影响。

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大量证据表明健康状况确实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改善（例如，正是旁遮普邦高速增长的经济成为预期寿命提高的明显推动力）。

关键是许多其他因素弱化了收入与健康（或其他方面的福利）间的单纯关系，而这些因素本身与收入的相互关系不大。

对生活条件有强烈影响的因素（除了私人收入外）中，一些特别的公共行动有重大影响力，比如那些与社会服务的供应、消除传统的不平等、广泛提高识字率相适合的行动。

下一节中克拉拉邦与北方邦的对比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