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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排斥市场的政府干预和辅助市场的政府干预（第2页）

的确，在这些案例中，个人通过市场参与（例如，出卖劳动力、以个人的工资所得购买食品、或出售肉类产品以购买便宜的食品）获得的利益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急剧受损。

这一过程由于市场交易利益的减少而产生——市场交易的利益对生存极为重要，人们可能已依此为生。

由于市场机制无法为交易协定和贸易条件提供保障，人们就只能继续处于贫困中。

没有阐明排斥市场的干预和辅助市场的干预之间的区别，造成了一些错误的分析和误解。

例如，亚当·斯密（1776）为谷类食物的私人交易辩护、批评国家的禁止性限制，经常被误解为斯密认为国家干预只能使饥荒更严重。

然而斯密是通过驳斥“食物贸易会产生严重市场作为错误”

的观点，从而为私人贸易辩护的；他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否认在对付饥荒的威胁时，为了辅助市场行为国家需要采取增加收入的行为（如就业计划），因为市场不会这么做。

斯密的观点是拒绝排斥市场的干预体制，而不是辅助市场行为的社会干预。

斯密对饥荒的分析实际上与这个观点相一致：赞成通过有辨别力的政府采取积极行动，让被剥夺权利的人增加收入和购买力，通过私人贸易让食物的供应反映新需求。

有证据——来自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表明（1）政府采取行动为潜在的遭受饥荒者增加收入和购买力，（2）让私有市场反映这些收入和需求，这两种行为的结合在防止饥荒中十分有效。

斯密的朋友孔多塞（-dorcet）详细地论述过这种结合，斯密自己的分析也完全按这条思路进行。

斯密没有为市场机制的作为功能大力辩护。

他的关于“屠夫、酿酒者和面包师为一方，消费者为另一方”

的贸易收益的著名论断指出，市场通过交易确实给所有参与者带来好处。

不可否认，如果我们缺少购买肉类、啤酒和面包的钱，屠夫、酿酒者和面包师对我们就没有用处。

他认为，抑制这种交易将是个主动性错误，但是满心希望地消极等待收入的产生，然后面包师等人开始向穷人提供食物，也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

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区别，对于理解现代经济中市场和非市场机构各自承担的角色很重要。

实际上，可以同时达到：

（1）市场机构更

多，（2）超越市场的目标。

的确，在应对印度行动计划遇到的挑战时正需要这样的组合。

印度政坛争论形式趋于传统（“赞成”

或“反对”

市场）正是由于混淆了问题性质的结果。

例如，在需要更积极地发挥市场作用的工业生产和贸易领域，没有解决需要更多的国家行为来提高印度糟糕透顶的基础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水平的问题。

另一方面，认识到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不会削弱对印度过分管制的经济进行改革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辅助市场的安排，在独立后的印度对消除饥荒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但是，不作为仍是当前印度经济的一个中心问题——不是指易发生饥荒，而是表现出常见的营养不良、普遍的文盲、高发病率和死亡率等形式。

这是对人类应重视的基本自由的否定，而且这些不足，在人们参与经济扩展和社会变动的实践中，将严重限制人们的机会。

为保卫这些自由，把市场功能与政府职能相结合，极为关键。

在这种情况下，辅助市场的干预将比排斥市场的干预或不干预都更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