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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9章 文化的普及（第2页）

新文化的嫩芽甫一露头，便遭遇了来自旧有文化生态的寒意与挤压。

最大的阻力，依旧来自士林清议与部分坚守“雅正”

的文人。

当简化字读物和“鄙俚”

戏文开始流传时，批评之声便不绝于耳。

国子监一位博士公开撰文，痛心疾首地指斥：“弃雅言而就俚语，废正体而用俗书，斯文扫地，礼乐崩坏之渐也！

长此以往，恐市井之徒皆以浅陋为能，不复知圣贤经典为何物！”

一些世家出身的官员，在私宴上对《赵老倌识字》之类戏剧嗤之以鼻，认为“粗鄙不堪，有辱视听”

，甚至暗示有司应予禁绝。

地方上的阻力更为具体。

在华州，随着夜校推广和《新语》读物出现，一些原本垄断乡村话语权的乡绅塾师感到了威胁。

他们或许不敢公然对抗《劝学谕》，却可以在自己的私塾里，加强对学童的“正统”

教育，讥讽夜校所教为“匠役之字，贩夫之理”

，告诫子弟不可沾染，以免“移了性情，堕了品格”

。

更有甚者，如安平里的钱老爷，开始指使家仆散布谣言，说夜校所教“新字”

乃“前朝乱党所创，学了会招灾”

、“朝廷用简字印书，是为了省工料，坑害百姓”

。

虽经李延和文待诏反复辟谣，但谣言如同杂草，总能找到滋生的缝隙。

科举，始终是文化导向的终极指挥棒。

尽管黄巢和沈括刻意将“扫盲”

与“科举”

区隔，强调二者并行不悖，但《新语》的推广和实用读物的兴起，依然不可避免地触动了这根最敏感的神经。

一些寒门士子在观望：朝廷如此大力推行“实用”

之学，未来的科举取士标准，是否会发生变化？是否会加重策论、实务的比重，甚至……引入新的内容？这种不确定性，让一部分准备科举的读书人心神不宁，既对新朝抱有期望，又担忧自己多年所学能否适应变化。

，！

甚至在新文化推广者内部，也出现了分歧。

沈括坚持《新语》和实用教材的“规范性”

与“准确性”

，反对书商为了牟利胡乱编写粗制滥造的“白话故事”

和“民间秘方”

，认为这会败坏“新文化”

的名声，误导百姓。

而一些更激进的年轻官员或科学院“待诏”

，则认为应该鼓励一切形式的通俗传播，“只要能吸引人看、让人愿意学，就是好的开始，规范可以逐步建立”

。

双方在科学院内部的会议上，也曾有过激烈争论。

这一日，黄巢在偏殿召见沈括与杜谦，特意问起文化普及的进展与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