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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9章 朝野震动（第1页）

刘七的鲜血似乎尚未在长安的政治土壤中完全冷却，但其引发的震动，却已如连绵春雨后的地动，以宣政殿为中心，向着帝国的四面八方持续扩散、传导，激起或明或暗、或顺应或抵触的层层波澜。

这已非一时一案的喧嚣，而是触及权力结构、利益格局与治理理念的深层激荡。

朝堂之上，革新派的进击与保守派的隐忍博弈。

杜谦、陈廷敬等中枢重臣敏锐地捕捉到刘七案带来的“窗口期”

。

在皇帝明确支持、功臣集团暂时失声的有利氛围下，一系列深化改革的举措被加速推出。

首当其冲的，是对《官员勋贵衣食住行用度定例》的修订与强化。

陈廷敬会同礼部、都察院，在短短十日内便拿出了《定例增补细则》，将之前模糊地带（如“园林占地”

是否包括私家山水、“雅集”

规格界定、古玩字画等“雅贿”

的认定标准）尽可能细化、量化，并大幅提升了违制处罚的力度和透明度。

更重要的是，细则明确规定，所有官员勋贵及其成年子弟的直系家产（田庄、店铺、宅邸）需向户部进行“补充登记”

，与授田记录、俸禄收入进行比对，作为审计和监察的重要依据。

此举直指功臣勋贵通过家族成员、代理人隐匿财产、规避监管的积弊。

细则草案在政事堂讨论时，果然遭遇了无声的阻力。

几位出身世家或与勋贵关系密切的官员，不再公开反对，而是以“是否过于繁琐，恐滋扰官绅”

、“执行成本过高”

、“或引发民间土地交易滞涩”

等看似务实的理由，试图拖延或软化条款。

杜谦则针锋相对，以刘七案中暴露出的田庄管理混乱、资产来源不清为例，强调“登记非为扰民，乃为澄清吏治、保障赋税公平之必须”

，并承诺优化登记流程，保护合法私产。

双方在细节上反复拉锯，最终草案在皇帝“尽快颁行”

的明确示意下，略作修改后得以通过，明发天下。

一时间，长安各坊的勋贵府邸内，账房、管家忙碌不堪，开始清点、登记那些以往讳莫如深的“家底”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与算计。

其次，是审计权力的进一步扩大与制度化。

皇帝下旨，将原本临时性的“审计特派组”

模式固定下来，于户部下正式设立“审计清吏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