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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失明复明无望（第1页）

成都失明，复明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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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教育部核定西南联大罗常培、吴宓休假进修一年，去向自愿。

罗常培前往美国进修学业；而吴宓出于对陈寅恪的牵挂，所以与燕大代理校长梅贻宝联系，取得了到燕大讲学的机会。

吴宓整理行装由昆明出发，于同年10月26日傍晚来到成都燕大，得以与老友陈寅恪相聚一校。

对于二人相见后的情形，吴宓之女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中这样记述道：“父亲与寅恪伯父四年多不见，感到寅恪伯父显得苍老，心里很难过。

使他更为担心的是寅恪伯父的视力，右眼久已失明，唯一的左眼劳累过度，而战时成都的生活又何其艰难！

寅恪伯父有‘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的诗句，说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严重。

从父亲当时《日记》中的片言只字，也可看出一二：‘晚无电灯，早寝’；‘无电灯，燃小菜油灯’；‘窗破，风入，寒甚’；‘晚预警，途人驰奔’……”

又说：“父亲很清楚，对于寅恪伯父来说，视力是何等的重要。

然而，使父亲最为忧虑和担心的事，不久还是发生了。”

所谓最担心的事，便是陈寅恪眼睛失明。

这年冬季的某个上午，陈寅恪来到课堂满含忧伤地对学生们讲：“我最近跌了一跤，唯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说不定会瞎。”

众人听后，非常害怕，但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有在心中暗暗祈祷：这样的大不幸万万不要降临到陈寅恪身上。

但祈祷终究成为徒劳，就医学角度而言，凡高度近视者若眼睛受到磕碰，或自身用力过猛，皆可造成视网膜脱离，并导致失明的严重后果。

同年11月23日，陈寅恪在给傅斯年与李济二人的信中写道：“弟前十日目忽甚昏花，深恐神经网膜脱离，则成瞽gǔ废，后经检验，乃是目珠水内有沉淀质，非手术及药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想是滋养缺少，血输不足，衰老特先，终日苦昏眩，而服药亦难见效，若忽然全瞽gǔ，岂不大苦，则生不如死矣！

现正治疗中，费钱不少，并觉苦矣，未必有良医可得也。”

此征兆当为双目失明前的预警，陈寅恪已深知后果的严重，所以心有恐惧，感伤至极，发出了若果真如此则生不如死的悲鸣。

就在绝望之时，陈寅恪仍没忘记替求助自己的后学尽一份绵薄。

他在致傅、李的信中接着写道：“兹有一事即蒋君大沂，其人之著述属于考古方面，两兄想已见及，其意欲入史语所，虽贫亦甘，欲弟先探尊意，如以为可，则可嘱其寄具履历著述等，照手续请为推荐，其详则可询王天木兄也。

弟不熟知考古学，然与蒋君甚熟，朝夕相见，其人之品行固醇笃君子，所学深浅既有著述可据，无待饶舌也。”

陈寅恪信中所言是客气和得体的，以他的性格和知人识物的洞见，所述当与事实不会出入太大。

尽管由于多种原因，这位蒋大沂最终未能入主史语所，但陈寅恪对有识之士的理想与前途的瞻念，颇令人感喟——尤其在如此不幸的际遇之下。

当然，除蒋大沂外，陈寅恪在抗战前后，曾向教育科研机构荐举过多位有才识的后辈，如于道泉、戴家祥、张荫麟等。

然而历史竟是如此无情，生命中的不幸际遇，并没有因为陈寅恪的向善、向真和拳拳之心而改变，相反的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幸。

12月12日清晨，陈寅恪起床后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左目已不能视事，世间的光明将要永远离他而去。

而这时夫人唐筼心脏病复发，幼女美延也已患病，陈寅恪强按心中的恐慌与悲情，急忙把女儿流求喊来，让她立即到校通知自己不能上课了，请学校另做安排。

14日，在仍不见好转的情况下，陈寅恪只好住进陕西西街存仁医院三楼73室求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