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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与师缘（第1页）

学风与师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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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贯彻和施行“通识教育”

的同时，梅贻琦在教务改革中遇到了另一个问题，便是“党化教育”

。

所谓“党化教育”

，肇始于1928年5月，即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决定采取“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

予以办学。

罗家伦长校后，以北伐的“革命精神”

在清华大力贯彻实施，并按自己的喜好大加发挥，结果遭到驱逐。

后来，随着教育界乱象丛生，国民党高层又召开了几次会议，对教育实施的具体方针进行了修订，但仍以三民主义为根本指导原则，而这个原则主要是按蒋介石的教育思想和意旨制定。

梅贻琦执掌清华后，表面上拥护和遵守这个教育宗旨，实际上却采取蔡元培执掌北大时“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的指导思想，统筹兼顾，领袖群伦。

回顾自己几十年的风雨历程，梅贻琦已深切感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皆产生于民主、自由的空气和独立的精神创造中。

无论是北大还是清华，唯有保持民主和学术自由的空气，才可能产生不拘一格的言论和思想，创造的机缘与成就才得以凸现。

近代以来，每当政治风浪波及校园，学术自由便被挤兑得退避三舍，而每次风浪过后的反思检讨，又会发觉这一理想的正确与可贵。

1945年11月5日晚，梅贻琦与闻一多、曾昭抡、吴晗、潘光旦、傅斯年、杨振声等人，在叙谈政局与校局问题的困惑迷局之后，梅贻琦在日记中写下了他所坚持的政治理想与办学方针：“我对政治没有深入研究，对于共产主义也没有大认识，但颇感怀疑。

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去完成学术自由的使命。

无论昔日之所谓新旧，还是今日之所谓左右，在学校都应给予自由探讨的机会。”

这个指导思想与治校原则，成为梅贻琦一生争持的信念和主旋律，也是清华大学光荣历史最为闪光的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这一点，清华的光荣将逊色许多。

当然，梅贻琦强调和施行的兼容并包与学术自由，并不是填鸭式的并与包，以及信马由缰式的奔跑呼号，而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前提下，有节有度的兼容与自由。

清华自建校以来，在自由主义与政治威权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合作。

随着时间推移与社会各阶层的觉悟，二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但合作也相应地越来越多。

如梅贻琦反感并抵制当局强力推行“党义课程”

，却愿意与政府合作设立工学院，后来还设置若干个特种研究所，以配合政府的施政方针与建设大计。

同时，在政府提倡理工、限制文法科的大环境下，梅贻琦仍坚持对人文、社会学科的扶持，使清华借助历史的机缘，加速走上学术独立，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和工业科技均衡发展的道路，不但《清华周刊》等刊物与清华历史学会共同开辟“文史专号”

，发表文史类重头文章，相应的更具学术水准的大型刊物也应运而生。

此举正如何炳棣说的那样：“清华精神源自清华传统。

清华学堂本为预备留美而设置，所以一开始就必须是文理兼顾，属于通识教育性质的学校。

清华改为国立大学之后，特别是梅贻琦担任校长以后，清华有很大的发展。

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是‘提倡理工限制文法’。

梅校长与教授会只极力响应‘提倡理工’，将原属理学院的土木工程系予以扩充，并与新创的机械和电机两系联合成立一规模初具的工学院。

但绝口不谈‘限制文法’。”

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文法两院表现出空前的活力。

除各系师资普遍加强外，教授研究的风气也较前盛大，研究成果已非《清华学报》所能容纳，于是不得不另创了一个新的学术季刊《社会科学》。

冯友兰师的《中国哲学史》和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两部皇皇综合巨著便足以反映出，在文法教学研究方面清华俨然已居全国学府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