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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校叙永（第1页）

迁校叙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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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为了彻底切断中国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军队直接出兵强行占领法属印度支那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使得昆明的轰炸更加频繁，轰炸范围由城里扩大到昆明郊区。

与此同时，日军开始组织精锐部队向云南境内进犯，处在硝烟炮火中的云南人民与流亡到昆明及周边地区的各机构、单位、学校，全面置于敌人的轰炸范围之内，西南联大自然也不能幸免。

梅贻琦作为常川驻校的常委会主席，也要随师生一起跑警报，而且在奔跑途中还要尽掩护督促之责，如亲历者陈岱孙所说：那时候经常有警报，而“一有警报，我们就往后山跑，上坟堆里去。

飞机来了，就趴在坟堆里看着下炸弹，下了炸弹以后飞机飞走了，我们才站起来。

那时候，张伯苓校长在重庆，蒋梦麟也经常到重庆去，有时也在昆明，但是很少参与学校的事情。

梅校长就是那个时候的校长，尽管名义上是常委。

他经常每天办公，警报一来，也跟学生一样一起往后山跑，飞机来时，跟学生一样趴在学生身边。

所以当时，学生看起来，梅校长是很亲近的”

。

除了亲近，梅贻琦更多是保持了临危不惧、先人后己的君子风范，而这个形象给女生留下的印象要比男生深刻得多。

如联大女生王远定在许多年后仍记得当时的场景：“有一次在紧急警报后，来不及走避的同学，便集中在南院防空洞前，看见梅校长到来，当然请校长先行，而敌机已在空中机枪扫射，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校长仍坚持让我们一个个先进去，自己殿后。

长者风范，真令人钦仰。”

鉴于敌机对昆明的轰炸越来越凶，国民政府相继下达指令，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气象所，以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驻昆学校和科研机构，向滇境腹地和川黔一带安全地区迁移。

根据教育部训令，梅贻琦与当时的联大教务长樊际昌、庶务处主任毕正宣赴云南澄江考察，寻求新的迁移之所。

可惜澄江接纳能力有限，只能接纳一个学院，其他院系无法安置。

梅贻琦等决定继续寻觅校址，以保障师生安全。

经过调查，最终决定将分校地点设在重庆以西的四川辖境。

这里号称天府之国，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相通，其间有大大小小的坝子可以耕种，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容易解决，是一个天然的避难场所与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后方基地。

正当联大拟就迁川地点做最后抉择的时候，日军得到情报，借机对联大师生施以颜色，发起了针对联大校舍和师生的凶残大轰炸。

这天下午，梅贻琦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紧急警报响起，他像往常一样走出办公室，随师生穿过校园后门奔赴后山躲避，可是还没跑到离校园最近的白泥山，敌机已飞临校园上空，密集的炸弹像冰雹一样落下，顿时浓烟腾起，常委办公室与临近的一幢宿舍被炸塌，周边房舍都陷于浓烟火海之中。

轰炸过后，梅贻琦指挥师生抢救被埋衣物，然后请建筑工人对炸毁房舍修补、重建，各地清华校友与热心人士闻此凶讯，函电纷驰，备致慰问，梅贻琦专门作《联大校舍被炸启事》一文，对这事件予以详细报告，他说：“敌机袭昆明，竟以联大与云大为目标，俯冲投弹，致使联大遭受巨大损失，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也有多处震坏。

本校在办事处自建一防空洞，本为存储重要卷宗的地方，在这一次轰炸中也全部震塌。

经过发掘后，幸好卷宗完好，只可惜有两名工友为保护卷宗而牺牲。”

最后，梅贻琦以悲壮坚定的信念敬告清华校友称：“物质之损失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仇深事亟，吾人更宜努力。”

以此与师生共勉。

联大遭到有目的的大规模轰炸这一天，昆明距日军占领的越南河内军用机场不足600公里，距已经推进至河口一线的日军先头部队不足400公里。

地处边陲的云南昆明由大后方瞬间变成了战火纷飞的战区旋涡和进退无门的孤岛。

为了保存民族文化命脉与火种延续，以及保证各项研究事业继续进行，联大常委会于11月13日决定，在四川泸县以南的叙永设立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