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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生死一线（第1页）

第十一章生死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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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上半年，梁思成带队前往河北正定县考察了诸多古建筑，下半年，他们又奔赴山西大同进行调查。

古老的大同是南北朝时的佛教艺术中心，辽金两代的陪都。

它有着两个重要的辽代寺庙群，一个是华严寺，一个是善化寺。

1933年9月，梁思成带领队员抵达大同先考察了华严寺。

华严寺是少见的坐西朝东的规制，据说是因为契丹人崇拜太阳，故而奉东方为上方。

寺中的大雄宝殿是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古代木建筑中体型最大的木殿，殿内还有优美的辽代塑像。

而薄伽教藏殿是在公元1038年建成的一座佛经图书馆，里面有一整排制作精巧的书橱壁藏，业内叫做“小木作”

，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书柜，也是国内唯一的孤品，用于存放经书。

从华严寺出来，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城南的善化寺。

善化寺是在公元11世纪中叶到12世纪中叶建成的，至今还保存着四座主要建筑和五座次要建筑，而殿内二十四尊栩栩如生的诸天造像令梁思成发出：“雕塑甚精美，姿态神情，各尽其妙”

的感叹。

梁思成虽然在大同市内仅仅停留了几天，却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华严寺、善化寺因他们的调查而闻名于世，于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得以保存至今。

离开市区，梁思成又来到了大同郊区的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是中国众多石窟中唯一一座由皇家主持建造的石窟，代表了公元5世纪中国佛教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

在我国佛教史及艺术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也许是因为云冈石窟没有文字，所以在偏重碑拓文字的中国金石学界没有引起重视，被淹没于历史中长达千年之久。

国际学界曾经流行一种说法——“云冈石窟在中国，云冈学在日本。”

这是因为1902年，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走进云冈，先是撰写了《云冈旅行记》，随后于1906年发表了《北清建筑调查报告》和《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这些文章犹如学术炸弹，立刻震动和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

国内外不少专家都慕名而来，对云冈石窟作了系统的调査介绍。

关于国内对云冈的研究，最早的是陈垣先生。

他于1918年考察云冈石窟，1919年发表了《记大同武周山石窟寺》，从史料学角度，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

而影响较为深远的，还是梁思成带队进行的这次调查。

1933年9月，梁思成带领营造学社的精锐部队来到云冈石窟，对石窟中的建筑作了系统的研究。

那时候的云冈人迹罕至，空旷的山崖上，只有一座又一座的石窟；路况也非常差，只能用骡车代步，颠簸于倾斜的石面上。

据说抵达云冈石窟后，梁思成等人找不到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最后就挤在一间没有门窗只剩下屋顶和四壁的废弃农舍里，晚上特别冷的时候，就盖着报纸取暖。

至于吃的，更是简陋得可怜，只有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连咸菜都是非常宝贵的。

这些困难没有吓到梁思成，相反他和队员们都沉浸在云冈石窟那伟大的艺术成就中，流连忘返。

在经过详细的调查后，梁思成等人刊发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厘定了云冈诸窟的名称，讨论了云冈飞仙的雕刻，分析了云冈石窟表现的建筑形式和窟前的附属建筑，第一次从建筑角度研究了云冈石窟的价值。

文中说：“这灵岩石窟更是后魏艺术之精华——中国美术史上一个极重要时期中难得的大宗实物遗证。”

这次云冈之行，让梁思成感触良多，后来他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在云冈石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渗入旺盛而有力的外来影响：它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腊、波斯、印度，它们通过南北两路，经西域各族和中国西藏到达内地。

这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大交流，赋予我国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

这是历史上最有趣的现象，也是近代史学者最重视研究的问题。”

完成大同云冈的工作后，梁思成等人便骑着毛驴向应县出发，那里有四大胜迹之一的应州塔。

其实，早在1933年初步确定山西大同考察的计划之后，应县木塔便成了梁思成行程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可是他翻遍北平图书馆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应县的资料，都找不到一张应县木塔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