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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飞来横祸（第1页）

第二十四章飞来横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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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屋顶”

问题上，梁思成打破了多年形成的观念，由批评转变为接纳，但接踵而来的问题很快使他陷入自相矛盾的旋涡中。

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因为多年战争破坏的影响和新政权的发展，对新建筑的需求很大。

政府各部的机构需要办公室，其他的许多大学需要学生宿舍，旅馆、礼堂、研究所、博物馆和工厂等等也都需要大房子。

但是，经过正规训练的建筑师严重不足，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建筑师们响应苏联的“民族形式”

号召，走上模仿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的道路，也是难以避免的事。

对此，梁思成表现出强烈的忧虑，他反复提醒建筑师们说：“设计民族形式的建筑时，不是找几张古建筑的照片摹仿一下，加一些民族形式的花纹就可以成功的。

在设计工作中应用民族形式，需要经过深入和刻苦的钻研，新中国的新建筑必须从实际创作中产生出来，而且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摸索时期……这时期的长短决定于我们对于民族建筑传统和规律的掌握的迟速。

不掌握规律，不精通，不熟悉，只是得到皮相，或生吞活剥地临时抄袭和硬搬，就难有成就。

所以努力向祖国建筑遗产学习是创作的一个先决条件。”

尽管梁思成的本意是对建筑民族性问题的大胆尝试，使“大屋顶”

建筑能在建筑界引起广泛的争鸣，继而不断推陈出新，涌现出更多、也更成熟的建筑设计方案。

但是由于当时没有成功案例可供大家借鉴，包括梁思成自己也还在探索中，所以仿古建筑还是风行一时，遍布全国。

但是与普通建筑而言，仿古建筑的成本高出许多，这对于在“一穷二白”

基础上搞建设的新中国来讲无疑是沉重的负担。

这一问题很快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与此同时，苏联建筑界也随着政治领导人的更迭而转变了风向。

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召开了第二次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会上他严厉批评了建筑设计中的复古主义、浪费和虚假装饰问题。

既然苏联老大哥已经做出了榜样，向苏联学习的中国小兄弟自然不甘落后，很快就发起了一场对建筑业“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

错误倾向的批判运动，并将其拔高到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度。

批判就要有靶子，尤其是这种政治批判。

作为建筑学界的权威，国际知名的古建筑研究专家，又是建国初期探索、研究建筑的民族风格的积极倡导者，梁思成无疑成了首选。

在1955年4月《文艺报》发表的《反对浪费国家资金的建筑设计》一文中，不点名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建筑设计思想却打起所谓‘民族形式'的假招牌，说‘建筑首先是艺术’，以及‘我是以创造美去为人民服务的！

’引导人们走向盲目抄袭的复古主义。

他们从‘清式’‘辽式’毫无批判地抄来一套所谓‘法式’，不管建筑物的性质用途如何，将宿舍、办公室、学校、礼堂造成大大小小的宫殿和庙宇，用大屋顶、飞檐、石栏杆、毫无意义地在钢筋水泥的墙柱上涂漆描花，还装上斗拱、假梁假柱。”

当时任职北京市委办公厅城市规划小组成员的陈干便还联合其弟、时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会计科长的高汉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论“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