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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拷问 王院士的附加题（第2页）

截然不同的、近乎朴素的坚定：

“我们认为，智能驾驶的目标，不是用算法‘征服’或‘取代’人类驾驶员，而是成为驾驶员最可靠、最强大的‘守护伙伴’与‘能力延伸’。

技术的使命，不是创造一个完美的、但可能脱离人性的‘上帝视角’，而是为生命在现实世界的复杂与无常中，构建更坚实的安全屏障。”

她抬起头，看向王院士，也看向观众：

“这个世界充满不可预测性。

算法可以处理已知的‘不确定’，但必须对‘未知的未知’保持敬畏。

因此，‘青鹏’选择的路径，不是追求单一的、全局的‘最优解’，而是构建多重的、能够容忍单点甚至多点失效的‘安全冗余’。

我们相信，真正的安全，不是不出错，而是出了错，系统依然有能力兜底，保护生命。

技术应该为生命的不可预测性预留空间，而不是试图用绝对的‘确定性’去覆盖它。”

两种理念，泾渭分明。

一个追求“最优”

与“征服”

，一个强调“冗余”

与“敬畏”

。

台下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

王院士微微颔首，镜片后的目光深邃，仿佛早已料到这样的分歧。

他轻轻推了推眼镜，抛出了那个早已准备好、注定将引爆全场乃至更广泛社会讨论的“终极拷问”

：

“感谢二位的阐述。

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也更残酷的问题。

在传统的‘电车难题’中，扳道工面临选择。

而在L4乃至更高阶的自动驾驶中，这个选择被内化到了算法里。

假设一个无法避免的碰撞场景：系统必须在前方突然出现的多个行人（假设无法完全避开），与保护本车乘客（可能通过更激进的转向导致车辆撞向坚固障碍物）之间，做出选择。

请问二位，你们认为，车辆的决策算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伦理规则？更进一步，算法是否有权，或者说，是否应该被赋予权力，去判断哪一方更‘值得’被保护？顾先生，你先请。”

问题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精神核弹，瞬间抽干了现场的空气。

所有人屏息，看向顾行知。

顾行知的脸上掠过一丝极细微的凝重，但迅速恢复了冷静。

他坐直身体，语气变得更为严谨，像在阐述一个数学定理：

“这是一个经典的伦理困境，但在工程化视角下，我们可以尝试将其转化为一个风险最小化的数学问题。

首先，系统会基于实时感知数据，计算不同决策路径下，各方（行人、乘客）的伤害概率模型，包括严重程度、存活几率等。

同时，会引入车辆自身状态（速度、角度、可变形空间）、环境约束（障碍物属性、二次事故风险）等变量。

然后，在一个预先设定好的、经过严格伦理与法律审查的加权效用函数框架下，计算出能使整体预期伤害值最小化的决策。

这个函数可能会给乘员设定一个基础保护权重，但同时会综合考量行人数量、年龄（如果有可识别信息）、碰撞角度等因素。

算法不判断谁更‘值得’，它只是执行一个预设的、追求社会总伤害最小的‘最优解’。

这个解可能冷酷，但它是透明、可验证、且符合程序正义的。”

他的回答高度理性，充满了模型、函数、概率，将血肉生命的抉择抽象成了冰冷的数学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