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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蟠虎踞东南形胜－－东南下（第8页）

淮河正面，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军自寿山向许、洛方向进攻，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溯汴水西进，作为后继；荆襄方面北上之军分为两路：朱超石、胡藩率军从南侧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军一部趋武关，作牵制性作战；山东方面，王仲德督前锋诸军由彭城溯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裕自统大军待水路开通后，由泗水入黄河，再沿黄河西进。

（见图2－3－3）

这次作战，布局宏大，几个方向的进攻配合起来，足以撑开全局。

自荆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对洛阳的进攻；沈田子、傅弘之则率先自武关攻入关中，牵制大部秦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

山东方向，王仲德开巨野泽，打通由泗水入黄河的交通线路，是晋军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晋军粮草装备的运输线；另外，刘裕主力入河后，针对北魏在黄河北岸屯兵十万的严峻形势，马上在山东置立北青州，以向弥为北青州刺史，镇守碻磝（今山东东阿西北），掩护由泗入河之路，且监视魏军行动，保证后方的安全。

由于刘裕处置得当，攻后秦之战遂得以顺利展开。

这次北伐，一举收复了关中和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明初朱元璋北伐则是自东南发起的北伐中惟一彻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开创了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的先例。

元朝统治暴虐，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早已摇摇欲坠。

朱元璋在扫平南方群雄、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即举兵北伐元朝。

（见图2－3－4）

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

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

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

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

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为基础，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

控制荆襄，保障了对长江形势的控制；巩固三吴，保障了大后方的稳固。

元朝在经历了刘福通起义的冲击后武备不振，它所倚重的统兵将领如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拥兵关中的李思济、张良弼等却争权夺利，各谋保境割据，相互攻伐，不相统一。

这正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直捣大都的机会。

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后，正赖河南、山东作为南方藩篱，抵御明军北上。

山东是大都的南面屏障，监控着南北水路运输的大动脉，在南北之间居于枢纽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

。

元朝失山东即已等于门户大开，再无天然屏障以御明军。

明军攻占山东后，还可以利用大运河的北段，顺流长驱。

取河南则可保护北伐军的侧翼。

至于攻取河南之后，止兵潼关而不攻关中，径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面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扩廓帖木尔、李思济、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可不战而克。”

[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北伐中原]另一方面也有地理大势上的原因。

朱元璋北伐的目标在河北，攻关中会有漫长的侧翼暴露。

刘裕伐后秦时即冒着后路被北魏切断的危险。

明初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即王保保）为元朝最能征惯战之将，所部亦为元军精锐，若攻山西则必旷日持久。

北宋先攻山西北汉而后收幽云，结果屡攻北汉耗尽国家精锐，最终无力收复幽云十六州之地。

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后便径攻河北，倒很似刘宋时刘兴祖所言北伐方略。

朱元璋的北伐构想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也符合南北相争的地理形势。

明军北伐的作战经过基本上循着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开。

明军首先攻占山东，然后，向西旋转，攻取河南，西抵潼关，阻遏关中元军之东出。

然后，进军河北，攻元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