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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章（第6页）

江枫的脸色变得有些凝重了。

朝旭瞥了他一眼，说：“你我经历的这一幕幕，对于苟且之士可以顺其自然，而对您这样才华横溢的人，你能甘于淡泊？你的心神能‘宁静’得了吗？”

江枫那夹菜的手，微微有点抖了。

他摸着酒瓶，自已倒了一杯酒喝了下去，把酒杯轻轻往桌了一放。

看也不看朝旭一下，反问道：“不这样，又能怎么着？你能抓起石头打天啦？你在楚云再有才，不也被走？楚云人出去的都是好样的，留下的就搞窝里斗。

我，没有那个嗜好。”

朝旭笑着又赶忙给他斟上一杯，说：“您说的没错，我和您一样，都是窝里斗的牺牲品。

我最近发现‘窝里斗’，连电脑软件里面还有这个专用名词。

可见是中国特色，我们楚云也有品牌呀！”

朝旭想缓和一下气氛，不想再扯这个话题，可江枫并没有转过弯来。

他说：“我这还算好的呢，戈尔巴乔夫下台，连守门卫都没有资格，比我们的下岗工人还惨哩！”

朝旭连忙接过他的话，说：“这是苏联的悲哀，中国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啊？”

江枫放下酒杯，抽了一口烟，仰头靠在椅子上，将烟雾向空中一条线吐出，漫不经心地说：“其实，中国比苏联好统治，苏联经过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社会责任、民主意识比中国人要强。

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直接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服从性或者说奴性始终是人们意识的主流，各民主党派也是作为一种象征而存在，历届中央领导对待老百姓的态度还是谨慎的，因此，我认为象苏联那样历史性的变革不可能在中国出现。

当然，执政党应该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否则，任何事情都是很难预料的。

现在，连一个村支书临下台前，都早已安排好了自己的后路，此风不可长啦！”

朝旭说：“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在这一个过程中各种可能都存在。

我也不认为一个国家，一定要到了那种被动的时期，才调整自己的路线，当主动权控制在手中时，稍微清醒一点，就不至于走回头路。”

江枫说：“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一方面从上到下都跟着喊体制存在弊端；另一方面，又熟视无睹，甚至仍然我行我素，甚至利用这种体制搞，不少人就是踩着这些垃圾大踏步地上去，又一个跟头栽下。”

朝旭朝旭冷笑道：“当前，组织上对我们一些干部的真实情况，又了解多少？有的干部特别爱表演，只要有机会，就用那些闪光的词藻来装饰自己，信誓旦旦。

台上信口开河，台下无所不用其极。

我在一个刊物上看到，有这么一个领导干部，曾多次在大会上向群众表白，‘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是的信徒’等等，然而，实践中，他则是三基本，即：基本讲假话，基本不管事，基本谋私。

给国家造成几千万的损失，他还理直气壮，耀武扬威。

群众反映强烈，可领导还蛮相信他，何其怪也！”

江枫插话说：“你说的这个人我知道，群众反映强烈，有什么办法？当秘书出身，特殊！

有领导呵护着。”

朝旭说：“平时不重视对干部的教育，出了问题整个单位象进入战备状态一样，紧张得不得了，我看这个干部迟早要翻车。”

江枫默默地点了下头，对朝旭说——“嗯！

有人说，坏人是好人培养、宠惯的，其实，秘书干坏事，我看有的是跟老板学的。

你还只是说了某些干部个人的表象，有些问题比你说的更严重，当前，最糟糕的是国有企业，简直成了国家的‘牛皮癣’，有的被搞得一塌糊涂，工人苦不堪言，而头头们一蹦，跳槽继续当他的官去了，有的还到主管部门当主管。

凭什么？”

朝旭说：“是啊！

体制弊端必然给分子以可乘之机。”

说到这里，朝旭也点燃一支烟抽着，接着身有体会地说：“我们国有企业的机制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生命力，机制上早就显现出了它的老态龙钟，毛病百出。

如果哪一家国有企业的头头们，哪怕有民营企业当家人一半的责任感，那他这个单位的日子就要好过多了。”

江枫说：“你说的没错，他们不仅没压力，还趁改革之机出卖企业利益，中饱私囊，导致企业崩溃。

大凡被搞跨的企业，就是相当一部分干部没有责任感，甚至搞群体。

你前几年亲自处理的几千人集体上访，不就是这样引起的？”

朝旭站起来，在客厅里边踱着步边说：“我认为，国有企业必须建立干部下岗、离任审计、向工人述职、考评和选举罢免等制度。

国家不要包办、行政有效干预，不称职的当工人，不能当上官就进了保险柜，出了问题易地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