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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环境之得遇名师（第2页）

所以我也从来不去弄什么转运珠一类的东西，因为谁知道转完了是好是坏，我觉得我这样就已经极好了）。

这种幸运在学习过程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常人难遇的对自己一生有影响的好老师，我竟然遇到了四位（当然不是说别的老师不好-从有些老师身上我甚至学到了受用一生的东西，比如高中时教我语文的胡海峰老师，他那一手漂亮的板书让我眼馋不已并努力跟着他学习-而是那些老师对我的影响没有这四位老师大）。

先说第二位。

当我认识我的老师董新杰的时候，他刚从哈师大毕业没多久，那个年代能考上哈师大的人绝对像是路兴海老师常介绍董老师时说的那样，这是一个高才生。

后来熟悉之后的我们聊起来这段时，和我有着根本性不同的从不喜欢夸耀自己的董老师才说当年绥化地区只考上了他一个，这确实和现在比起来难度差的不是一点儿半点，现在就算是清华北大那样的名校一个绥化地区也不可能只考上一个啊。

说句题外话，我一直认为六七十年代的高中生和八十年代的专科生的真实水平远不是现在扩招后的绝大多数本科生能比的了的（之所以用了绝大多数是不想得罪人，认为比我强的肯定就是那个少数），何况他还是八十年代的本科生。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是音体美全面发展，极少有只会书本知识的书呆子（书呆子也挺好的，至少学有专精，情商有所提高的我不能乱得罪人）。

所以当年的路叔和董哥会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专业。

因为都喜欢打乒乓球，所以最初我们经常一起较技切磋，很快建立起了友谊！

他们和我父母相熟，都是海伦老乡，所以按辈份我应该叫他们路叔董叔。

路叔坦然受之，认为没什么不妥，何况他当年在海伦三中的时候就教过我音乐，尽管当年几乎没说过话。

董老师坚决不同意，只承认自己是董哥，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是各论各的，经常是在一起的时候我说路叔如何董哥如何，董哥说路哥如何，我们三人均觉得很正常。

慢慢熟悉之后，有一次我去董哥的办公室，看到了一张漂亮的牡丹图，深紫色的花，和平常不一样的绿色的叶子，那种绿是我从从来没见过的。

整幅画装在一个玻璃镜框中，他说这是上大学时他画的工笔牡丹，我吃惊不已，再三和他确认这不是照片。

不怪我见识短，那时候的家长学生连正常的主课都几乎不放在心上，更何况是这种放在今天也是属于业余的爱好了。

和现在随处可见的艺校画室相比，当年几乎没人知道什么是艺考生，也不知道什么是素描，什么是色彩，什么是国画，更不知道可以去哪里学画，也很少有人想去学！

就连我那个时候已经和任学忠老师学了一段时间素描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工笔画，所以才会反复问这是不是照的牡丹照片。

不像现在，就连老年大学都开设了工笔画课程（绝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说明现在绝大多数人都认得工笔画，不会表现出我那时的没见识样儿）。

对我来说，那天的经历就是柳青先生说过的人生年轻时要紧的并且走对的几步最重要的路之一，可惜当时的我并没有觉得，否则我一定会比路遥记得1988年5月25日那天更甚，把当时的时分秒都会记下来。

这绝对是注定要记录在我的大事记中的。

这已经不是打开了一扇窗，而是开了一扇门。

还是那种大门。

许多人不会画画，不会音乐，不会写诗，不会......不是他们没有天赋，只是没人为他们打开这扇窗！

更有过分的是有许多家长和老师还携手钉死了原本学生自己打开的窗子。

这样的家长和老师绝对不在少数！

走出屋外的，不仅仅是我，还有赵玉华。

屋外，色彩斑斓！

和董哥学画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一开始就走对了路。

这个是极为重要的，现在许多良莠不齐的辅导班老师本身就不太会画画，有不少仅凭着速成的培训就开始教课（千万别对号入座，这样的老师我一个也不认识），很多学生（不仅仅是孩子）都被教偏了，这样的学生纠正起来极为吃力，反倒不如原本什么也不会的。

所以我经常对询问我的朋友说，宁可不学，也要找好老师。

那时的董哥尽管还不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的画也没有在13届全国美展获得HLJ省区金奖，还没有被评为美院教授，但高人一等的艺术修养已经有所体现，他经常强调的不是现在许多美术老师醉心的让画面花哨的什么撒盐吹雪技法（就事论事，非有所指），而是强调要在作品中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和较真儿的绘画态度。

他曾经为了画好喜鹊，肩扛摄影机，顶着寒风在皮卡车的车厢里于野外追寻，拍摄各种站立、觅食、飞翔等各种姿态下的喜鹊，录了许多第一手资料，然后回家用录像机一帧一帧播放、定格、然后写生，不放过每个特点，遇到不满意的再去录，再回来放一帧一帧播放，再写生，经过大量的观察、提练、绘画，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喜鹊。

再比如他为了画好装土豆的丝带子，花钱从QQHE买了一个新的编织袋，让人放到客车上，他打车去取，然后回家后认真研究线与线之间怎么编排，画出了最真实的土豆袋子，震惊了观众。

这种影响绝对是远超绘画技术这种小技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