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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段感情的产生,都必然伴随着对亲密无间的承诺。
但如果伴侣们不懂得如何把大量的心思埋在心间,却还指望维系爱情,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太过于为诚实所感动,以至于忘记礼貌的种种优点;欲念并不总会饱含我们本性中那些丰富而有害的方方面面,与我们在乎的人正面交锋。
压抑、一定程度的克制和一些主动的自我纠错,与明确的表白一样,都属于爱情。
对于不能容忍秘密的人,以“诚实”
之名将具有极大杀伤力的信息分享给他人,令人铭记终生,那么这个人绝不会为爱情所青睐。
如果我们怀疑(对于富有意义的婚姻,我们常这么做)配偶也在撒谎(掩藏了她真实的想法、他评价我们工作的方式,或她昨晚真实的去向……),那么我们应该努力控制自己,不要扮演尖刻、无情的检察官。
我们假装自己并没有关注到,便可以更通情达理、更明智、更接近爱情的真正精神。
对拉比而言,柏林所发生的故事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永远成为谎言。
之所以没有选择,在于他知道,和盘托出将会带来更大的谬误:他会被深深地误解为自己不再爱柯尔斯滕,或者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不再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真相远比谎言更可能扭曲他们的关系。
在这起婚外恋之后,拉比对婚姻的目的有了不同的看法。
年轻的时候,他认为婚姻是对一系列特殊情感的奉献:温柔、欲念、激情、渴望。
然而,如今他领悟到,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体制,经年累月,它都该坚守阵地,而无需在乎体制成员的情感世界发生的每一点变化。
它的合理性不是植根于感情,而是植根于更稳定更持久的各种事件:植根于原初的承诺——不为日后的修改所影响,尤其植根于孩子——他们本质上毫无兴趣关注生养自己的父母日常状态的满意度。
根据绝大多数历史记载,人们之所以维系婚姻,原因在于他们急于与社会的期望保持一致,有些资产有待保护,家庭的完整性有待延续。
后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标准渐渐占据主导,这个观点认为,婚姻维系的前提是夫妻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感情——真实的激情、和成就感。
在这种全新的浪漫主义秩序里,如果婚姻生活变得枯燥呆板,如果孩子们开始心烦意乱,如果不再富有吸引力,或者如果任何一方最近开始不时地有些不开心,那么夫妻俩就有正当的理由分道扬镳。
拉比对自己情感的混乱和茫然理解得越多,便越赞同婚姻的体制论。
有时开会,他会偷窥某个迷人的女人,愿意为她抛弃一切;可是两天后,他却发现自己宁愿去死,也不能没有柯尔斯滕。
或者,在那些下雨的漫长周末,他但愿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永远不要再来烦他,这样他就能安安静静读自己的杂志——可是一天后,因为一个会议可能要超时,导致他要晚到家一小时,从而没法送孩子们上床睡觉,他在办公室里难受得心都揪了起来。
在如此多变的背景下,他认识到外交艺术的意义,其规范在于,为了更伟大更富战略意义的结局,不必总是如实袒露自己的所想,暴露自己的言行不一。
拉比时时记起那些充满矛盾、感伤和荷尔蒙的力量,它们不断将他拽向一百个疯狂的、未知的方向。
若要尊重这任何一种力量,便再无机会维持生活的连贯性。
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有更大的成就,除非他能做到——至少一些时候,内心存有不满、外在不留本真——不能因为和一个长着漂亮的灰绿色眼睛的美国市政设计师有一夜情,便闪过放弃孩子、结束婚姻的念头。
对拉比而言,他的情感正在被分配太重的负荷,以便让它们成为北极星,永远指引着他的生活。
他是一个混乱的化学命题,迫切需要基本原则,容他可以在失去理性的瞬间坚守。
他知道该感恩自己的外部环境与内心感受有时并不相符。
也许这便是他走在正途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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