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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抽空讲一讲跟踪报道张子强案几十年的一位香港老记者,为什么说抽空呢?因为随着故事的发展,情节会越来越紧张,我想讲给听众朋友听的东西太多,我怕到了后面再也没有机会说这位很有故事的香港老记者了。
这位老记者十分熟悉张子强的犯罪经历,对我在香港的采访帮助不小,当然,他也从我这儿得到一些帮助。
后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他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帮我收集张子强在香港历史上犯罪的资料,我们是在采访中相识的。
他叫胡德立,那年50多岁了,是一位辛劳了一生,仍然在辛劳的千千万万个香港人中的一员。
尽管他差不多干了几十年的记者,但在香港的报纸上你看不到他的名字。
因为,香港报纸和内地的不同,我们内地报纸在发记者文章的时候,都会在本报讯的后面署上本报记者某某某的名字。
但香港由于传媒业竞争惨烈,从业人员跳槽多,除了专栏作家的专栏文章有署名,一般记者在发消息时,报社都不署名,所以,胡先生当了几十年的记者,在多家报馆干过,但你很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
胡先生当年全程跟踪采访了张子强案,他不但情况非常熟悉,而且还帮我找来了许多当年的资料。
当然,他的目的是想让我给他提供一些内地可以公开报道的信息。
我们叫互相帮助吧。
我从胡先生提供给我的这些资料中发现,张子强抢劫香港机场解款车案当年在香港的开庭,传媒的关注度不亚于后来美国著名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杀妻案。
那天在香港我找到胡先生时,他立即用那种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喊:“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胡先生是一付跟你见面就自来熟的样子,这是他当记者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没有跟胡先生完全说明来香港的目的,因为直到今天张子强仍然是香港传媒关注的对象,我不想让香港传媒知道我来港的目的,以免又炒出一些小道消息。
香港传媒的竞争是十分惨烈的,我之所以说“惨烈”
,是因为内地传媒现在也竞争,但它的竞争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一个谁在市场上占有率高,谁的影响更大,谁的经济实力更强的竞争。
而香港传媒的每一次激烈竞争的结果,都会有报纸消亡。
所以,我说是“惨烈”
的。
因此,香港传媒在“天下无大事”
的时候,常常自己炒出一些事来,让读者来买他的报纸。
胡德立看见我,非常热情地说:“忙不忙?我请你喝咖啡。”
我笑了笑,他以为我要拒绝他,马上说:“喝喝咖啡,我们互相交流交流也许对大家都有好处。
当记者吗,就要像狗一样,到处嗅,到处嗅。”
胡先生做了一个像狗嗅东西的样子,把我逗乐了,我说:“好,我请客。”
我跟着胡先生走进一间咖啡厅,咖啡厅里人不多。
两人落坐。
胡德立很快进入主题:“杨先生,最近在忙什么?”
我说:“没有忙什么。”
胡先生又问:“那么,你来香港……”
我说:“随便转转,顺便找一点资料。”
胡先生用手指着我说:“您说的就不是实话了,现在大家不是提倡实话实说吗。
中央电视台还有一个收视率很高的谈话节目叫‘实话实说’呢,我还专门在香港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大陆现在提倡‘实话实说’。
可杨先生就不是实话实说了。
我先实话实说好不好?”
我笑笑说:“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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