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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明朝的灭亡2（第1页）

蛊士正文第23章明朝的灭亡2大明帝国内外交困，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1642年取得松锦之战的大胜、歼灭明军在关外的最后一支大军后，皇太极又派兵绕开吴三桂驻守的孤城宁远和山海关进入华北平原，一路烧杀掳掠至山东，在连破八十余城后扬长而去。

根据后来统计，清军此次入侵，共掠夺黄金2250两，白银220万两，并掳掠了三十六万九千汉人作为奴隶北归。

而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只得眼睁睁看着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

为此，崇祯第三次下发罪己诏，他在罪己诏中自陈已经力不从心：

“比者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

罪在朕躬，勿敢自宽。

自今日为始，

此前在1635年，张献忠军队攻破安徽凤阳、焚烧明朝祖陵，崇祯后来以“流贼未平，震惊陵寝”

下发罪己诏；到了1641年，由于帝国内部连续多年干旱、蝗灾、饥荒并起，崇祯又以灾异频现，下诏罪己；而此次第三次下发罪己诏，自感心力交瘁的崇祯，除了自述“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

外，他已经对时局的进一步发展恶化感到无能为力。

这种无能为力，说穿了也与大明财政的亏空息息相关。

话说明朝以农业立国，财政主要依靠农业税，明朝开国初期，统计天下土地是850多万顷，但实际上可征税的税田是400多万顷，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豪强地主隐瞒土地数据，明朝官方实际掌控的税田数量不断下降，加上各种天灾减产等因素，明朝官方能够收到的农业税实际上越来越少。

学者方志远研究指出，万历时期，张居正通过强硬推行“土地清丈”

，将全国的税田数量扩张到了700多万顷，但即使是这样，当时明朝国内的田粮税收大概也就是2500万两，即使加上工商税、盐税等其他税收，当时明朝官方实际能收到的税银也就是4000万两左右。

这4000万两种，大概有一半即大约2000万两还要留在地方给地方政府使用，真正能上缴到中央的，即使在风调雨顺、没有动乱时期，明朝中央政府能收到的也就大概是2000万两白银。

但这2000万两白银中，除去各种开支，真正能进入到户部太仓的银子，大概也就是400万两，到了崇祯末期，由于各种天灾人祸，甚至每年都还收不到400万两银子。

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后，缺失了理财高手的大明帝国此后财政逐年陷入赤字，加上万历后期的万历三大征更是几乎耗尽国库积存，这使得到了万历二十五年，当时紫禁城内三座大殿失火焚毁，明朝财政却拿不出钱来重修，这事一直拖到了28年后的明熹宗天启五年，明朝才凑够了资金重修了三大殿。

张居正为晚明打下的家底，在他死后就被逐渐挥霍干净。

图源：影视剧照

由此可见，晚明时期的财政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是，尽管当时的大明财政穷得叮当响，但是晚明时期活跃的经济，使得民间却是声色犬马，尤其是东南的江浙地区，经济实际上还是非常繁华。

问题在于，东南地区虽然经济繁华，但大明政府却收不到税，根源就在于，早在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规定，将洪武十八年所收的商税数字作为以后的定额，此后不得加征。

这就给明朝官方政府套上了一个枷锁，也就是说经济在发展，政府却不能享受其中的好处，因此以致当国内天灾频发、东北满人不断入侵，在大明帝国对内需要赈济灾民、对外需要养兵用钱的时候，帝国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东南地区富裕，却把中央自己给穷死了。

到了万历皇帝时期，万历皇帝也看出了问题所在，他多次想加征商业税，但都被官员们以“祖制不可改、税重民生苦”

的名义反对作罢，无奈下，万历只好派出太监到全国各地去开矿、收工商税，但这些太监到了地方以后到处敲诈勒索，搞得民间哀声怨道，太监们则中饱私囊，实际上缴给万历皇帝的私房钱也是极少部分，也就是说，万历皇帝忙活一场，没赚到什么钱，却把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名声给搞臭了，实在得不偿失。

早在万历皇帝时期，当时满人不断入侵，为了养兵北伐平定祸害，万历四十六年，明朝政府正式开征“辽饷”

，“辽饷”

一开始的征收标准，是每亩地加派三厘五毫，后来最终固定为每亩地加派九厘，其在稳定时期，大概每年可以为明帝国增收520万两白银。

随着明末各种天灾的蔓延和农民起事的扩散，为了剿灭“乱匪”

，明朝政府不得已又于崇祯十年开征“剿饷”

，一年大概可以获利330万两白银；另外为了练兵平定东北和对内剿匪，当时也开始征收“练饷”

，每年大概收入为730万两——如此一来，“剿饷”

“练饷”

“辽饷”

三大饷加在一起，大概每年可以为明朝财政增收1600万两白银。

但问题是，加征的这三大饷属于土地税，负担大部分都落在农民头上，尤其是落在了北方农民头上。

学者方治远指出，尽管明末看似有700多万顷土地可以收税，但由于豪强大户和地主可以通过种种方式隐瞒自己的实际田地，并且他们的收入也不一定完全依靠土地，这就使得三大饷的实际负担主要落到了农民头上，当时，加征的三大饷“意味着每一亩农田要增加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