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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简，其旨深，乃为《春秋》立法，示褒贬，正纲常。

此为其本意，在于‘义’之昭显。”

话音落处，正堂前排几位治《公羊》的梁国本地宿儒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深以为然。

他们穷尽一生研习《公羊》，对这“义”

字看得比性命还重。

“而《左氏》之传，在于事。

长于叙事，详于制度，备于人事。

其文赡，其事博，乃为《春秋》存史，记兴衰，明得失。

此为其记述之重点，在于‘事’之铺陈。”

谢均的声音在角器的加持下，更令人信服。

堂中有年輕学子已忍不住想要与同窗交头接耳，却在授业先生的瞪视下连忙垂首噤声，不敢再造次。

郑玄眉头微蹙，接言道：“圣人所言《公羊》重‘义’，《左氏》重‘事’，老朽大致认同。

然，老朽之惑，正在于此。

若《公羊》之‘义’，与《左氏》所载之‘事’，其内在情理不能贯通，甚至明显抵触，又何以释天下之疑？”

“譬如《公羊》，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其义固然可嘉，然《左传》所载史事，往往揭示其所讳之事，并非全然合乎道义。

此等情形，又当如何以《左传》之例，证《公羊》之微言？强分‘义’‘事’，是否反而割裂了经传本为一体，互为表里之实？”

帷幕后沉默了几息，随即传来圣人的回應：“汝此问，切中肯綮。

若以《左氏》之‘事’，直接比附《公羊》之‘义’，或以《左氏》一事之表象，判断《公羊》一义之是非，则确有相悖。

此非《左氏》之过，亦非《公羊》之失，乃未能明辨‘事’与‘义’之不同层面，及其相处之道也。”

此言直指核心，不少人恍然，原来症结在此！

书吏笔走龙蛇，奋力记录，生怕错过一个字。

郑玄更是目光一凝，他感到对方正逐步逼近问题的核心。

帷幕后的声音继续道：“故而，解此结，关键不在于以‘事’代‘义’，亦非以‘义’废‘事’，而是当思如何以事证义。”

“以事证义？”

郑玄目光一闪，追问道：“圣人之意，莫非是取《左氏》之史，为《公羊》之义作注脚？若如此，则《左氏》之史事，岂非成了《公羊》义理之附庸？倘若《左氏》所载史事繁复，其间曲折与《公羊》所取之单一义理发生抵牾，又当如何取舍？是以义裁事，强使史事屈从于义理？还是以事限义，令《公羊》微言因史事而有所折中？此中尺度，最难把握。

若《左氏》之史事细节，与《公羊》所倡之大义，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有损《公羊》义理之纯粹，又何谈以事证义？”

郑玄的每一问都切中要害，堂下众人听得心潮澎湃，暗道康成先生不愧是一代经学大师，这番诘问环环相扣，步步紧逼。

帷幕后，谢均暗自调整了一下呼吸。

他能感受到郑玄这番追问的分量，也明白接下来的回答将决定这场辩论的走向。

“以事证义，非是将史事矮化为附庸，亦非强使一方屈从。

试问，若无《左氏》所载文公行聘、宣公纳贿之具体史事，则《公羊》于纳女口实、赂者道行之贬，其义虽存，其微何以彰显？其警示后世之力，岂非有所减损？”

“此中奥妙，在于明辨体用！

故曰：经义为体，史事为用！

体用之间，非但并非相悖，实乃相辅相成，互为阐发。”

圣人循循善诱，“《公羊》之义，其理昭昭，然其光辉如何遍照万物，则需《左氏》之史事，为其勾勒轨迹，描绘其形。”

经义为体，史事为用！

这八个字仿佛具有千钧之力。

堂下諸儒生，无论治《公羊》还是《左传》，皆是闻所未闻。

初时错愕，有人甚至下意识地张大了嘴，笔都忘了动。

继而，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精光，反复咀嚼这八字真言，不少人脸上渐渐浮现出茅塞顿开的狂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