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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卷 腥风血雨 第六四零章 武成王新政（第5页）

李世民清醒的认识到，老百姓那温顺的表象下，隐藏着无比狂暴的力量。

这力量足以毁天灭地，改换新天。

因为畏惧，所以爱民。

古来贤君皆是如此，秦雷也不例外。

但真正能帮得上这些至尊的，却还是那些不怎么可爱的官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各种势力。

两边都不宜太过得罪，这便是一个矛盾。

秦雷的解决方法是大家谁也别革谁的命，都得点好处、都退一步，你好我好大家好吧……很没有技术含量，却相当的管用。

这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他要变革，要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就必须让大户们停止对百姓的盘剥压榨。

但要是单纯让大户们吃亏，他们就会不乐意，就算不跟秦雷对着干，也绝不会与他合作的。

如果把这些人都逼急了，一样会出大乱子。

所以秦雷的后四条，就尽量向士大夫们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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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第五条‘重科举’。

《新政》上明确指出，科举将是国家取士的唯一正途，本着‘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进行官员选拔，除此之外所有的方式全部予以废除。

这条发令是秦国选官制度的进步，是对被搞得乌烟瘴气的科举的拨乱反正。

是对察举制、征辟制和荫庇制，最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庶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

新法中重申科举制度应分为文举和武举两部分。

强调武举是专门选拔武官而设置的科目。

‘文武两科，殊途并进，不分轩轾、无论尊卑’。

但话虽如此，可国家终是需要文臣来治理的，且武将更重视的是战功，谁能打仗谁才是英雄，而不是你出身哪年武举，你是第几名；我出身哪年武举，我是第几名。

所以武举的地位不如文举，这是不容置疑的，也不是一道圣旨可以改变的。

而从历年的统计资料看，参加武举的人中，普通家庭出身的占大多数，参加文举的人中，却是庶族地主家庭出身的要多些。

这很容易理解，毕竟在世人眼中，当兵扛枪是粗人干得活，虽然立功容易，可也太过危险。

除了那些好奇叛逆的公子哥之外，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仗着手脚粗壮，又练了些刀枪棍棒，便想着通过这个途径参军，搏个军功出来……至少不用从头做起了不是吗？

而文举则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首先在这个年代，读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束脩贵、书本贵、笔墨贵、白纸更贵。

保守估计，一个学子从入蒙的《三字经》，千字文开始，直到把四书五经读下来，共需要十年时间，这十年里一个壮劳力完全搭进去不说，仅各项花费便达到二百两银子，这是普通人家也不敢想象的，更别提连饭都吃不上的贫苦人家。

所以那些连饭都吃不上，还能考中状元郎的事迹多半属于励志故事，做不得真的。

就算偶尔有之，也是破落料到的官宦子弟，本身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此一百个人里能有一个识字的就不错了。

所以百姓对读书人有着天然的敬畏……别说你考上进士，就是个秀才都要让人肃然起敬的。

所以当士族地主的子弟垮掉后，庶族地主在大秦各色人等中，绝对属于有文化的那一类。

因此毋庸置疑，在秦雷主导的公平科举中，他们考中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士族和平民。

这就是秦雷对士大夫的倾斜……而不是士族。

在他的构想中，庶族地主将成为新兴的士大夫，挤占掉原先士族的位置。

至于那些被撵出权力圈子的士族，秦雷有第六条‘兴工商’和第七条‘畅交通’伺候。

兴工商便是鼓励工商，这可能是全部变法中最叛逆的一个，因此历朝历代都把商人看成是乱国之人，认为他们囤积居奇，扰乱当地经济秩序，且唯利是图，与道义社会显得格格不入。

但秦雷要说他们是放屁，没有商人的买卖转运，那荆州府的稻米就到不了洛阳城，巴蜀地中的井盐也到不了中都城。

那全国各地的农民兄弟就只能自己生产了自己用，华夏经济也要倒退千年。